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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外媒体报道，中国在贵州省的喀斯特山区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ive-hundred-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radio Telescope,FAST)，其中一个用途是接听来自地外文明的信息。

日前，《大西洋月刊》高级副总编罗斯安德森（Ross Anderson）造访了这里，并与中国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进行了深入交流，讨论了关于黑暗森林法则的不同看法。

去年一月份，中国科学院邀请中国优秀科幻作家刘慈欣访问西南地区最新的国家级球面射电望远镜。这座巨型望远镜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其宽度几乎相当于美国阿雷西沃天文台设在波多黎各的望远镜的两倍。

这座巨无霸的精度极高，即使间谍卫星不对外发射信号时也能被它检测到。但它主要还是为科学研究服务，同时还有一个非比寻常的角色：地球上第一个用于监听外星文明信号的设备。这意味着如果未来十年内有外星智慧生物的信息从太空传来，中国很可能会首先听到。

从这点来看，刘慈欣被邀请去参观这座射电望远镜也就不足为奇了。他在中国探索宇宙的事务上有着非常大的号召力，中国国家航天局有时会邀请他去参与各项科学考察。刘慈欣是中国科幻文学领域当之无愧的领头人。

很多中国科幻作家习惯于称其为“大刘”。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工程师们一直在向刘慈欣通报这座大型射电望远镜的建造进展情况，同时也表明刘慈欣是如何在激励着他们的工作。

图示：位于贵州山区的巨型球面射电望远镜

但不得不说，邀请刘慈欣参观这座设备也是一个奇怪的选择。他的书中有很多关于与外星文明接触风险的内容。他警告说，“其它智慧物种的出现”可能即将到来，并可能会导致人类的灭绝。

他在一本书的后记中写道：“也许在一万年之后，人类所注视的星空将继续保持沉默。但也许当我们再次从睡梦中醒来，会看到地球轨道上悬停着如月亮般大小的外星飞船。”

近年来，刘慈欣已经跻身全球知名作家的行列。 2015年，其科幻小说《三体》获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曾告诉《纽约时报》，《三体》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带给他一种全新的宇宙观。刘慈欣还告诉我，奥巴马的工作人员曾要求他提供第三部的新书样本。

在第二部的末尾，书中一位主角描述了三部曲的核心思想。他说，任何文明都不应该向宇宙宣布它的存在。当宇宙中的其他文明意识到该文明存在时，都会将其认定为一种潜在的威胁，所有的宇宙文明都会去消灭竞争对手，直到遇到一个拥有高超技术的竞争者将自己淘汰。

这种残酷的宇宙观被称为“黑暗森林法则”，因为它把宇宙中的每一个文明都想象成一个隐藏在黑暗森林里的猎人，聆听着潜在对手发出的声音。

刘慈欣《三体》三部曲的情节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一位年轻的中国女性向附近的星系发出信息。收到信息的文明开始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入略地球计划，但这位女性对人类的生死存亡并不在意。

而外星文明所发射的粒子扰乱了地球的粒子加速器，阻止人类在基础物理学方面取得任何发展，世界的发展速度被极大减缓。

科幻小说有时被称为未来文学，但历史寓言仍是其主要模式之一。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基地》是以古典罗马为基础，而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的《沙丘》则借鉴了过去贝都因阿拉伯人的历史。

但刘慈欣并不愿意把自己的书和现实联系起来，他也告诉我，他的创作受到地球文明史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技术更先进的文明和原住民之间的相遇”。这样的遭遇常常发生在十九世纪，当时位于亚洲的中国闭关自守，但随着欧洲航海帝国的纷沓而至，曾经的天朝大国不复存在。

今年夏天，我前往中国参观这座新落成的天文台，参观前先到北京与刘慈欣会面。我喋喋不休地问他关于《三体》改编成电影的事情。 “人们都希望它能够成为中国版的《星球大战》，”他说，看起来很无奈。电影的拍摄已经在2015年年中结束，仍处于后期制作之中。期间整个特效小组甚至都被替换了。 “说到制作科幻电影，我们的系统还不够成熟，”刘慈欣坦言。

我曾经把刘慈欣这个采访对象作为与外星文明接触方面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但我也想知道当我在参观新的射电望远镜时会发生什么。翻译员转达了我的问题后，刘先生停止抽烟，笑了起来。

他说：“这看起来已经超出了科幻小说的范畴。”

一个星期之后，我乘上高铁从上海出发，沿着一条高架铁道向南走，看到两旁的高楼大厦模糊不清向后退去，每一幢城市巨型建筑中都充斥数不清的窗户。

从2011年到2013年，中国水泥混凝土浇筑量要比美国在整个20世纪的水泥混凝土浇筑量还要多。中国已经开始在非洲修筑铁路，并希望国内的高速铁路能够延伸到欧洲，甚至穿过白令海峡的隧道抵达北美。

图示：中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刘慈欣

随着列车驶向内陆，摩天大楼和起重机开始逐渐减少。列车在青翠的稻田间、在低矮的薄雾里穿梭，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古代的中国。

那时的中国将文字传播到亚洲各地;把金属币，纸币和火药带入人类生活;建造了如今仍在灌溉梯田的河流干渠。当一路向西，铁路旁的丘陵越来越陡峭，山丘越来越高，直到我不得不斜靠窗户才能看到整座大山。每隔一段时间，汉斯·季默（Hans Zimmer）的低音配乐和报站声就会响起。

当两列火车会面时，车窗外满是晃眼的白光，玻璃在列车对向的高速中发出嗡嗡的振动声。

时值中午，列车抵达了贵阳市火车站。这是中国最贫穷，最偏远省份之一的贵州省省会。贵阳高铁站是一座闪光的海绵状建筑。政府推动下的社会转型似乎正在进行，车站内劝导禁烟的标志随处可见，扬声器反复提醒乘客“保持良好氛围”。当一名年长的男子突然插到铁道边时，一名保安人员在数百人的面前拉住了他。

第二天早上，我穿过下榻的酒店大堂，见到了带我去天文台的司机。整个车程长达四个小时，在开了两个小时之后，他下车冒雨走到三十米开外的农田中，一位老妇正在田间收割稻谷。司机向她询问100公里开外的天文台所在方向。

由于言语不通，双方经过多次断断续续地沟通之后，老妇人拿着她的镰刀指向一个方向。

我们再次出发，穿过一个个小村庄，超过一辆辆摩托车和路边的行人。沿路的一些建筑物屋檐上翘，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另一些则是新建的，其中的居民是由天文台搬迁至此。

即便在科学界，搜寻地外文明（SETI）也常常往往被嘲笑为一种宗教神秘主义。大约20年前，美国国会以内华达州参议员理查德·布赖恩（Richard Bryan）提出的一项预算修正案驳回了美国的寻找地外文明计划。

布赖恩指出，他希望这将是“花纳税人的钱进行火星狩猎季”的终结。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美国建成了首座以搜寻地外文明为主要科学目的之一的无线电观测站。

搜寻地外文明确实与宗教有一些相似特征。它的动机也是人类对联系和超越的最深欲望。其关注的是人类起源问题，关于自然的原始创造力，关于我们在这个宇宙中的未来问题，而这一切都是发生在传统宗教已经变得对许多人毫无说服力的时候。

但搜寻地外文明是否有助于解释这一切尚不清楚，也不清楚当时美国国会为什么决定不再资助搜寻地外文明。因为政府此前很乐意花上数亿美元来探索那些诸如黑洞和引力波等尚不明确的现象。这些耗资巨大，持续时间漫长的任务都是在目标还仅仅是一种概率性时就启动了。

就像达尔文所表达的那样，智慧生命可以在地球上演化并不是一种投机的可能性。事实上，搜寻地外文明可能是达尔文主义所提出的最有意思的科学计划。

即使没有美国政府的资助，全球搜寻地外文明的热情正在上涨。今天的射电望远镜技术已经可以把遥远的恒星带到人类面前，我们也可以看到环绕它们运行的行星。下一代的观测技术正在发展之中，借助于新的技术手段，我们的观察将能够深入到这些行星的大气层中。

搜寻地外文明的研究人员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或将成为未来的思想家。他们已经在想象先进文明可能使用的技术，以及这些技术在可观测的宇宙中所产生的迹象。他们已经了然如何从虚空中发现人造污染物的化学痕迹，他们知道如何筛查宇宙中浩瀚的星体，将行星从超新星爆炸波的余晖中解析出来。

2015年，俄罗斯亿万富豪尤里·米尔纳（Yuri Milner）斥资1亿美元资助了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科学家领衔的SETI计划。

该团队在一天之内进行的观测要比十年前的一整年中所做的观测还要多。2016年，米尔纳又向星际探测任务赞助了1亿美元。该项目在智利沙漠深处建造了巨型激光阵列，其发出的光束将会推动多个超薄探测器前往在四光年外的阿尔法半人马座，科学家通过探测器可以仔细观察阿尔法半人马座的行星。米尔纳告诉我，探头的摄像头可能能够分辨出行星上的大陆。

研究团队模拟发射了这样的一个光束，并注意到其与地球天文学家经常发现的神秘“快速射电爆发”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表明它们可能是由类似的巨型激光阵列产生的，或许目的也是为探索宇宙中的其他地方。

米尔纳所资助研究团队的负责人安德鲁·西米恩（Andrew Siemion）正在积极研究地外文明的可能性。在中国的巨型射电望远镜尚未建成之时，西米恩就前往参观，他热烈欢迎中国加入无线电观测台网络，为国际间联合观测打下基础，这些观测台将在SETI研究方面进行合作，其设施遍布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非等地。

去年秋天，当我带领西弗吉尼亚州的一个无线电观测台加入西米恩领导的项目时，他对中国的射电望远镜感到格外兴奋。他说，这是世界上最灵敏的望远镜，可以探测到那些“经常被认为最有可能是外星发射器发出的频谱”。

我来中国之前，西米恩告诉我天文台周围的道路很难寻找，但他说当我的手机失去信号时，就离目的地不远了。在射电抛物面天线附近禁止任何无线电传输，以免科学家们错误地将电磁干扰当成是宇宙深空中发射而来的信息。即便如此，天文台的超级计算机仍会收到数十亿个误报，其中大部分是人为干扰造成的。

当我的手机信号终于开始减弱的时候，我的司机也快要到达目的地了。此时我们离开阳光明媚的贵阳已有五个小时，天色渐黑。周遭是电影《阿凡达》般的层叠山脉，山风掠过竹海，像巨大的绿色羽毛一样摇摆不定。当我的手机完全没有信号时，一场倾盆大雨从天而降打在前挡风玻璃上。

到贵阳前一周，我曾经和刘慈欣一起参观了一个古老的观星台。 1442年明朝将中国首都迁到北京后，明成祖朱棣在紫禁城附近的一座新天文台上破土动工，打造了这座观星台。它的高度超过40英尺，城堡式的结构内部珍藏着中国最宝贵的天文仪器。

在地球上没有哪个文明在天文学上有中国这样的传承。在这里，天文学最早被中国的皇帝用来证明“天命”赋予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在3500多年前，中国的天文学家们用象形图在龟背和牛骨上记录下当时各类宇宙现象。

其中最早已知的日食纪录就出自甲骨文。在当时，这很可能被解释为灾难的预兆，比如敌人即将入侵。

我和刘慈欣坐在古天文台石头院子里的黑色大理石桌旁。数百年的松树高耸如云，遮挡了北京天空下的昏黄阳光。在院子一边是圆形的红色大门，一道楼梯通向一个类似炮塔的观测平台，其上包括一个巨大的天球，由数条青铜铸成的龙支撑着。

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时这个刻有星星的圆球被盗，德法两国的军队挤在大刘和我坐着的院子里，搬走了数十台同样珍贵的天文仪器。

仪器最终得以归还，但整个事件带来的刺痛依旧挥之不去。这一时期对于中国来说依旧是“屈辱的世纪”，这是中国从明朝巅峰陨落的最低谷。当古代天文台建成时，中国就可以把自己看作是青铜器时代文明的孤独幸存者，包括古巴比伦，迈锡尼，甚至古埃等其他同期文明都已经不复存在。

西方诗人往往把后者的遗迹看作是辉煌文明的体现，如今却没有任何存续。但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却延续下来。各朝皇帝统管着这个星球上最大最复杂的社会组织。他们要求邻国纳贡，让当地的统治者派出特使前往北京，在皇帝面前下跪称臣。

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一卷中，英国汉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这样发问，在长达几千前的文明发展过程中，为什么科学革命并未在中国发生？

李约瑟认为这要归因于它庞大知识分子精英群体都是基于八股取士这种科举考试而产生。这一疑问后来被称为“李约瑟难题”。伏尔泰也曾想过为什么中国数学家在几何学上停滞不前，为此他指责儒家思想过于强调传统。

其他一些历史学家将其归因于中国的政局过于稳定，相比于欧洲，长期稳固统治的大陆技术活力相应更少。在欧洲，十多个国家挤在一个小地方，总会引发各种冲突。正如我们从“曼哈顿计划”中所知道的那样，战争的风险有助于加强对科学的重视。

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对自身疆域之外文明的好奇心不足，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中国似乎对外星生命的猜测很少。这种好奇心的匮乏据说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在中世纪后期就在海洋探索方面停滞不前，而同期的欧洲却穿过中世纪的层层迷雾，来到了大航海时代。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此前的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要远远落后于西方。 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用英帝国最先进的技术打造了一艘船，并把它送到了中国，却被皇帝拒绝接受，皇帝说他认为英国的小饰品“没有用处”。

近半个世纪后，英国卷土重来，将鸦片销往中国。中国的皇帝再次拒绝，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最终在海边销毁了价值约200万英镑的英国鸦片。英国因此发动了鸦片战争，这次英国海军的战舰不费吹灰之力就打败了清朝，迫使皇帝签署了“不平等条约”。

随后欧洲各国分沓而至，在法国人建立了越南殖民地之后，纷纷加入了“瓜分中国”的行列。

与此同时，中国曾经的一个“小弟”日本却对西方的侵略作出完全不同的反应，并迅速实现了海军的现代化。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而这只不过是日本20世纪中叶侵略中国的一个前奏。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受到屈辱日益增加，而美国却趁机崛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还派出20万名劳工到西线支援盟军作战。战后，中国外交官抵达凡尔赛，期望中国至少能从不平等的条约中解脱出来。但结果事与愿违，中国仅能与希腊、暹罗等小国平起平坐，眼睁睁看西方列强划分全球利益。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领导人对于科学技术表现出近乎迷恋般的崇敬，这是当今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一种重要情感。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在研发领域正在赶超美国，尽管其研究质量依旧参差不齐。

无论如何，现在的中国已经学会了如何用强大的科学成就来建立国家威望。彼时，当俄罗斯把第一颗卫星和第一位宇航员送入太空，当美国宇航员把星条旗插上月球，曾经的“天朝上国”只能在旁观望。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更侧重于应用科学。它打造了世界上计算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在医学研究上投入巨资，在西北部建造“绿色长城”以阻隔沙漠的蔓延。现在，中国正向基础科学投入大量资源，它计划建造一部大型强子对撞机，将数以万计的“上帝粒子”从以太中解救出来。

此外，探索火星计划也在酝酿之中，在21世纪的科学图景中，再没有什么比中国宇航员踏上红色星球的高清镜头更能象征中国的崛起。当然，还有与外星文明的第一次接触。

在距离这座巨型球面射电望远镜16公里的安检站，我将了一名警卫。他把手机锁在一个保险柜中，指引我通过金属探测门，以防止身上携带任何其他电子设备。另外一个警卫带我走过一条狭窄的通道，再通过一条装满载货物的梯道，爬上800多级的山路，穿过一片嗡嗡作响的蓝色蜻蜓，来到俯瞰整个天文台的平台上。

直至去年9月份去世前几个月，无线电天文学家南仁东一直都是天文台的科学领袖和灵魂人物。正是南仁东决定为搜寻地外文明而打造了这座巨型射电望远镜。他从项目启动就参与了进来，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用卫星图像在中国喀斯特山区的深谷中挑选了数百个候选地点。

除了宇宙大爆炸的余辉之外，无线电波是电磁辐射最弱的一种形式。一年内地球观测台所捕获的无线电波总能量，比单个雪花轻轻地落在裸露土壤上释放的动都能要少。收集这些空灵的信号需要绝对的无线电静默。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计划有朝一日将射电望远镜设在月球的背面，从技术上讲，这个地方要比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更加安静。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无线电台天文学研究所普遍设置在地球上喧嚣都市之间的空白地带；这就是为什么南仁东不辞辛苦地偏远喀斯特山区寻找建造地的原因。

这些石灰岩山峰呈锯齿状，覆盖着亚热带植被，从地表陡然而起，形成了能够保护天文台免受风和无线电噪音干扰的天然屏障。

候选地点确定后，南仁东开始徒步前往每一个地点进行检查。当走进大窝凼洼地的中心，他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大致对称的碗状山谷的底部，周边近乎完美的被绿色山脉环绕，这些都是在抬升和侵蚀的地质构造过程中形成的。

在经历20多年、耗资1亿8000万美元后，南仁东将一台口径达500米的“观天巨眼”安放在了这里，并让这座射电望远镜定向于超新星“客星”所发射的无线电波，中国天文学家早在千年前超新星爆发时就曾经纪录到它非同寻常的亮度。

射电望远镜经过校准之后，就会开始扫描大部分天空。安德鲁·西米恩（Andrew Siemion）的研究团队正在与中国人合作，开发一种仪器来处理这些扫描结果，这是人类进行宇宙探索的一部分。

西米恩告诉我，他非常喜欢研究星系中心密集的星体。他表示：“对于一个先进文明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发源地。恒星的数量和超大质量黑洞的存在构成了在银河系周围设置一堆探测器的理想条件。”西米恩所采用的处理算法能够处理数十亿条射线的数据，而数十亿颗恒星正是发出射线的“烽火台”。

刘慈欣告诉我，他怀疑这座射电望远镜能否搜索到文明信号。他在《三体》中所想象的那种黑暗森林宇宙里，没有任何一个文明会主动发出信号，除非它是一个“死亡纪念碑”，一个宣告发送者即将灭绝的强大广播。

如果一个文明将要被另一个文明所侵略，或者被伽玛射线焚烧，或因为其他自然原因被毁灭，它可能会利用最后一个能源储备向最近的文明发出垂死的呼声。

即使大刘是对的，中国的巨型射电望远镜在探测外星文明上也有存在的价值，它具有非常高的敏感度，足以听到地外文明的无线电耳语，那些没被听到的耳语，就像飞机在地球表面飞行时不断发出的雷达波。

如果宇宙中的文明确实是沉默的猎人，那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去探测这种“泄漏”的无线电辐射可能是明智的。许多夜空中的恒星都可能被发出微弱光晕的行星所包围，在其上的文明发明出无线电技术之后，都有可能向行星之外发射无线电波，然后才会意识到这样做的风险。

之前的天文台往往只能搜索少数几颗恒星。而中国的巨型射电望远镜却可以搜索数以万计的恒星。

在北京，我告诉大刘说，我对可能遇见的外星文明仍怀有希望。我告诉他，我认为黑暗森林法则是基于对历史的狭隘理解。它只是对中西方文明碰撞中推断出的一般行为。

但刘慈欣自信地回答说，中国与西方间的过往代表了一种更大的模式。在历史上，很容易找到使用先进技术欺压其他文明的例子，这种情况不胜枚举。他说：“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也是如此，”即长期以来对邻国的统治。

但是，即使将这个模式扩展到整个人类历史，即使将其扩展到史前的黑暗时代，扩展到尼安德特人在与现代人接触之后的消亡，对于在银河尺度上推断文明进程仍无太多参照意义。

对于一个已经学会在宇宙时间尺度上生存的文明来说，人类的整个存在只是漫长黎明中的一瞬间。经过短短数百万年的发展，人类已经创造了各类武器，使整个物种都处于危险之中。而先进文明的武器威力可能要远远超过我们。没有哪个文明可以在学不会心境平和的情况下持续数千万年。

我告诉刘慈欣，我们文明的相对年轻或许意味着我们是全体文明中的一个特例，而不是一个柏拉图式的案例。银河系已经有数十亿年的宜居期。几乎可以肯定，我们所接触到的任何文明都会更久远，也可能会更聪明。

另外，迄今为止，夜空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先进文明会将扩张视为第一原则。SETI研究人员已经开始搜寻那些向四面八方发射信息的文明。

如果如预期的那样，他们正在消耗大量的能量，这些文明就会发出一种红外线光，但在我们的全天候扫描中却看不到任何东西。或许通过1000亿颗恒星后，快速传播的信息会被干扰，或者也许文明在整个星系中的分布并不均匀，就像人类在地球上分布也不均匀一样。

但现在的情况是，目前人类已经搜索了太阳系附近的近十万个星系，却还没有找到一个外星文明。

一些SETI研究人员想知道文明扩张的隐蔽模式。他们研究了“创世纪探测器”的可行性，这种探测器可以通过引发类似于寒武纪生物大爆炸之类的方式，在一颗行星表面播下微生物，或者是加速其表面的进化过程。

甚至有人甚至通过分析人类DNA中编码的信息来寻找证据，证明类似这种创世纪探测器可能造访过地球。毕竟，DNA是科学界已知的最强大的信息存储介质。但这种想法也落空了，事实上文明向外扩张的观念可能是以人类为中心的。

而刘慈欣并没有承认这一点。对他来说，这些信号的缺失只是宇宙文明善于隐藏的有力证据。他告诉我，我们对其他文明的思考是有限的。他说：“尤其是那些可能已经持续数百万或数十亿年的文明来说尤为如此。

当我们想知道为什么他们不使用某些技术在星系中传播的时候，我们或许就像蜘蛛想知道为什么人类不用蜘蛛网来捕捉昆虫一样。”刘慈欣表示，无论如何，一个已经实现了内部和平的古老文明仍然可能会表现得像一个猎人一样，部分原因是它掌握了如何“在宇宙层面上相互理解”，而且知道误解可能存在。

如果我们遇到一个已经控制了星球的后生物人工智能，第一次接触会更为棘手。这种文明的世界观可能具备双重的异己性。它可能不会有同情心，这并不是智慧的本质特征，而是一种特定的进化历史和文化所带来的情感。其行为背后的逻辑可能超出了人类想象的力量。

据牛津大学的三位研究人员说，它可能已经把整个星球变成了一台超级计算机，可能会因为发现当前的宇宙过热以至于无法进行真正的长期计算。它可能在人类观测中隐藏起来，并且进行持续数亿年的休眠，直到宇宙已经膨胀并冷却到适合更多计算的温度。

当我登上观测平台的最后一道台阶时，地球本身似乎像一台超级计算机一样嗡嗡作响，这是因为山上昆虫嘹亮的叫声都被这座巨型建筑的音响效果所放大。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并不是天文台，而是周围的喀斯特地貌。

山峰呈现各种怪异的形状，就好像玛雅人在数百平方英里的区域内建造了无数个巨大的金字塔，它们都被植被所覆盖，向四面八方延伸开来，一直延伸到地平线。近处的山脉接近深绿色，而远处的那些山脊看起来更蓝。

在蔓延起伏的山谷之中是壮观的射电抛物面天线阵列。其占地面积有五个足球场大小，深度足以为地球上的每个人提供两碗米饭，这是当代科技的实例。它的浩瀚让我想起了犹他州的宾厄姆铜矿，但并没有铜矿那种粗狂的工业化氛围。

整个射电抛物面天线就好像上帝把完美的圆形指尖压在地球的外壳上留下的光滑银色印记。

我在雨中坐了一个小时，乌云飘过天空，在天文台的天线阵列上熠熠生辉。它数以千计的铝三角板带来了马赛克般的效果：一些变成亮银色，而另外一些则变成淡青铜色。如果一个遥远的文明发出一个信号，很快就会到达这里，那么这个信号可能会被这个星球上的金属片捕捉到。

无线电波可以通过天线阵进入接收器。而科学家会全力分析并验证信息。

在北京，我曾要求刘慈欣把他的黑暗森林法则搁置一边。我让他想象中国科学院打电话告诉他已经发现了一个信号。

他会如何回答来自宇宙文明的讯息？他说他会避免对人类历史进行太过详细的描述。 “这是非常黑暗的，”他说，“这可能会使我们看起来更具威胁性。”

在彼得·瓦茨的首次与外星文明接触的小说《盲视》中，仅仅是过于提到个体就足以让我们认为是一种存在的威胁。我提醒刘慈欣说，遥远的文明或许能够观测到地球大气层中原子弹闪烁的辉光，只是他们像任何先进文明所做的一样，只是对那些适合生命的栖息地进行观察。换而言之，，是否透露我们的历史可能并不由得我们自己。

但刘慈欣告诉我，即便没有世界大战，但首次与外星文明接触就会导致人类的冲突，这是科幻小说中的一个流行比喻。在去年的奥斯卡提名电影《降临》（Arrival）中，外星文明的突然出现激发了世界末日邪教的形成，几乎引发了世界大国之间的战争，他们急于在竞赛中获得优势，以理解外星文明的信息。

大刘的悲观主义也有现实的证据：1949年在厄瓜多尔重播奥森·威尔斯的《世界大战》模拟外星人入侵的电台广播时，引发了一场骚乱，造成6人死亡。 “我们很容易陷入那些看似容易解决的矛盾冲突之中，”刘慈欣告诉我。

当地外文明降临，即使没有出现地缘政治冲突，人类也会经历激烈的文化转型，因为地球上的每一个信仰体系都与第一类接触（指人体某一部分触及UFO上的某一东西，或者近距离目击UFO遗留痕迹）的事实相冲突。佛教徒会轻松起来：他们的信仰已经承载了无数古老的浩瀚宇宙，宇宙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充满着生命的振动能量。

印度教的宇宙同样宏大而丰富。 《古兰经》中提到安拉对“天地的创造，以及通过它们散播生命”。犹太人相信上帝的力量是无限的，当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撼动他对地球的创造。

基督教可能会更艰难。当代基督教神学有一个争论，就是基督的圣恩是否会延伸到广阔宇宙中的每一个灵魂，或遥远行星的罪恶居民是否需要他们自己的神祇干预。梵蒂冈似乎特别热衷于将外星生命纳入其教义之中，这让我们感觉到也许另一场科学革命即将来临。

同样，世俗的人文主义者不会因为第一次接触而清醒。哥白尼用日心说将人类从宇宙的中心拉了出来，而达尔文把人类拉回到动物界。但即使在这个框架内，人类也一直把自己看成是自然进化的巅峰。我们继续残暴对待“低级”生物。我们惊奇地发现，存在本身就是用最简单的材料和公理维持像我们这样的生命。

用卡尔·萨根（Carl Sagan）的话来说，我们已经因为自己是“宇宙理解自身的方式”，从而让自己受宠若惊。用世俗的说法讲，我们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

或许某一天我们会因找到无数的文明而感到谦卑，在漫长的进化旅程中，在宇宙尺度上加入到一个更古老的文明网络中。我们会从他们那里接受一个真实的文明史观教育，发现那些年轻的文明，古老的文明，或是已经灭绝的文明。

我们可能会看到那些银河尺度上的艺术品，承载着百万年的文明传统。我们可能会被要求参与科学观测，这种观测只能由数百光年相隔的多个文明协同进行。我们可能会就此认识到现在无法理解的自然界，我们可能会认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

如果我们幸运的话，我们将会了解一个新的道德规范。我们将从人类共有的存在主义中解脱出来。在这个黑暗森林里，我们接受到的第一束光也会照亮我们的世界。（晗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