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维只身一人拎着箱子离开纽约。那是两年前的感恩节,鹅毛大雪裹挟着程维和这座陌生的城市。彼时,滴滴的C轮融资遭遇阻击异常艰难,纽约所有答应给 Offer的投资人都以各种理由放弃。程维失望地转战旧金山,那天纽约大堵车,他赶到机场时,连续晚了几个航班,最后夜间航班飞往旧金山,到了旧金山,所有投资人都不见他。“那就拎包回来,在国内继续找(钱)。”坐在中关村软件园的滴滴办公室,程维苦笑,“挺悲凉的,往事不堪回首。”
漫天大雪中这样的濒死时刻,程维很熟悉,“很多次,稍不小心,滴滴可能就死掉了。”被放弃、惶恐、极度不安的经历没有把他变成一个脆弱的人,杀不死他的让他更加强大,面对重大决策与潜在危险时,他更加谨慎和小心翼翼。
12月8日,北京空气指数爆表,红色预警响起。滴滴北京总部因为另外一件事也不得不启动预警,近百辆出租车包围大厦。前一天,青岛福州北路聚集大批出租车司机,引起交通堵塞。出租车司机一边被份子钱压榨,一边让专车快车挤对,生存危机化成怨气促成了一次次的集体抗议。伴随着专车新规脚步将近,对立情绪越来越明显。
乘风疾行的程维,想要撬动几十年板结的利益和生态,除了要找好支点,还要在历练中学会刚柔相济,“滴滴是一家危机感特别重的公司。”他告诉《中国企业家》杂志。
即将过去的2015年,对程维来说既甜蜜又苦涩。急速飙涨的数据让滴滴有了巨头相——估值从年初合并后的50亿美金上涨至165亿美金,员工数量将超过5000人。滴滴创业三年注册用户2.5亿,高峰时期的日呼叫超过1000万次,覆盖360个城市。它已经切走中国出行市场80%的蛋糕,按照程维的“3313战略”规划,未来三年,每天服务3000万用户和1000万司机,三分钟内车到面前,它几乎已取代小米成为中国互联网界最令人期待的拟上市公司之一。
程也是国内最年轻的独角兽企业CEO,他左拥腾讯、右傍阿里,口袋里有近40亿美元现金,可现在满口都是危机感、敬畏心,盈利模式、市场竞争、新规政策等不确定性覆盖了他。
今年9月底,他和柳青在西雅图参加中美互联网论坛。出发前告诉助理,“按国内经济酒店标准订房间”。入住当天,柳青拎包进去吓了一跳,但还是咬着牙住下了,半小时后她打电话给程维,“这个有101年的酒店太古老、太吓人了,走廊就像恐怖片的场景一样。”这样的“省钱”,连程维自己都觉得“有点变态”了。
“我知道省不了多少钱,跟补贴没法比,但我希望团队能感受到我们对金钱的态度。”程维努力用“敬畏心”提醒团队,也提醒自己。这个1983年出生的年轻人,还没准备好如何驾驭手中的财富和地位,他选择从敬畏开始,不要把它糟蹋了。
12月2日,在数字山谷的滴滴大厦,《中国企业家》独家专访了程维。他有些疲惫,身体不自主倚在沙发上,几次整理西装调整坐姿,与他平时的形象有反差。“柳青休假两个月,两个办公室变成一个,事情多了很多,压力更大了。”
在导演罗伯·科恩的电影《速度与激情》中,洛杉矶的年轻人热衷于街头赛车,马达的转动声总能勾起他们的激情。在这里,只要你拥有速度,你就拥有一切。
车,在电影中是欲望与荣耀的象征,在速度面前,男人总是欲罢不能。对于“车手”程维来说,车,已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符号。
今天的滴滴就像去年此时的小米,风光无限,然而相比低调沉稳、技术过硬的华为,多少总会有一点轻浮,急速狂奔下肆意掩盖的痛点正被放大。
“滴滴就是一辆250迈高速行驶的汽车,在路况异常复杂的路上,还有人来撞你。任何一个细节操作的失误,任何一个弯道甚至一块石头,都很可能让我们前功尽弃。”
裂变
有投资人评价程维是一只“土狼”,显然并无贬义,这是滴滴的竞争力。滴滴成立开始到现在一直处于高度竞争的市场,程维没有时间优雅。
“昨天上海订单量涨了110%”,“华东区服务器需要支援”,穿过滴滴的办公区,能够不时听到这样的话,像二三十年代的美国交易所大厅,紧张的作战气氛满溢。滴滴会议室,大大小小不下二十个,虽然装修风格都很一致,但是名字毫无章法:西客站、C980、七天七夜、狼图腾。每一个会议室名字的背后,都是滴滴曾经经历的腥风血雨。
七天七夜,是滴滴CTO张博最难忘也流传很广的“励志故事”。2014年1月,滴滴发起补贴大战,背后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支付决战”。两周时间里,订单量上涨50倍,眼看40台服务器撑不住了。张博向程维求助,程维连夜电话马化腾,马在腾讯调集一支精锐技术部队,一夜间准备了1000台服务器。在苏州街的银科大厦,张博和技术团队、腾讯部队奋战七天七夜,重写服务端架构。
“当时的情况是,我们的服务器挂了,用户就会涌向快的,快的就会挂,用户再涌回来,我们就会挂。考验的就是谁的服务器先稳定下来,用户就会沉淀。”张博说,快的扛了十天十夜。
“周二走出大厦,浑身都发臭了。一位策略工程师直接进了老婆产房,另一位工程师的隐形眼镜已经拿不下来。”张博这辈子都忘不掉,团队有人出现了幻觉,大喊一声“地震了”,所有成员轰轰轰跑下楼,发现其他人都没感觉。
这是程维第二次给张博下死命令。第一次在2013年攻占上海时,“拿不下上海,就别回北京”。张博白天去试各种方法,晚上11点回来看数据,直到凌晨两点。第二天8点又出去试各种方法。“我们做很多事情是不留后路的,那个山头必须拿下,这也是滴滴的文化。”
今年春节后,《中国企业家》杂志曾推出封面报道,多维度复盘了这场历时两年的“入口飙车”。21天的“情人节计划”(合并谈判)给出行市场按下暂停键,“我以为滴滴和快的竞争就是总决赛,合并后可以好好建设家园了,没想到只是亚洲小组赛。”程维在夏季达沃斯发言。
“滴滴当时处在巨大的危机中。”程维发现,可以载入中国互联网史的合并案并不能给滴滴快的带来安全感,很可能面临人员离职和公司动荡;Uber强势进入,通过烧钱迅速扩张市场;各垂直领域的拼车、巴士纷纷成长起来,给滴滴很大压力。
合并后的那个春节,程维和柳青几乎是在快的杭州公司度过的。“我们的确花了很多精力,做动员工作,合并谈判时间很短,很多工作都是合并后做的。”
为了照顾合并期的敏感情绪,程维在任何场合讲话一定要说滴滴快的,而不是滴滴或者快的。这位公认的“暖男”也有简单粗暴的时候,他给高层管理者下任务,“向你们汇报的人不能有一人流失,必须找到合适他的岗位。”滴滴专车事业部总经理陈汀说,这是“政治任务”。
今年元宵节,程维、柳青和老吕(原快的打车CEO吕传伟)在北大附近一起喝茶。那是合并后三人第一次会面,之后程维刻意与吕保持着刚刚好的距离。他经常约老吕在上地附近喝啤酒撸串,或者到家里坐坐。
合并后第一次高层会议在大厦顶层,主题是团队破冰。陈汀回忆,“之前经过两轮面试,双方团队都要见一遍。老吕有很多担心,问我打法、团队安排和未来布局,像是一次考核。”
“程维+吕传伟”的联席CEO制度在公司内部只持续了不到一个月。“联席CEO时间越长,说明公司的整合越不成功。”滴滴快的重要投资人如此解释,在中国,联席CEO更多是一种过渡或者PR手段。
十个月后重提合并,程维有几分轻松,“年轻人结婚很容易过上好日子。两艘船变成一艘,作为新船长,他把命运和船身捆在一起。“老吕把所有股份都卖掉了。”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朱啸虎说,时间是在今年3月份,“双方在合并时已经基本形成了默契,老吕套现时的估值比合并时有一些溢价。”
和程维最大不同是,老吕并非快的打车创始人,虽然在上述重要投资人看来,“老吕股权比创始人陈伟星还要高,团队也是他一手搭建的,算得上实际意义上的创始人。”但记者了解到,老吕在合并前一年已萌生退意,考虑到快的依靠阿里借款活着,不便明说。阿里投资快的后,基本上是遥控状态,老吕压力很大。而且他是空降CEO,和之前的创始团队有很多矛盾。
最初的合并方案中,吕会在一年之后“退居二线”,现在看来,时间提前了不少。外界似乎已经忘却这位曾经的“行业亚军”,而是把更多的目光投向程维的新对手——Uber。
Uber强势进攻,充当了滴滴快的整合的调和剂。“没有Uber这一仗,两家磨合的时间可能更长,彼此会观望。”滴滴人力行政副总裁杨建宏也承认,3月到5月的两个月,整合的节奏是放缓的。
这一次程维的对手是估值500亿美元的Uber,以及它背后的斗士特拉维斯·卡拉尼克(Travis Kalanick)。3月人民优步降价30%,订单量呈几何数上涨,上半年Uber中国烧掉了近15亿美金。过去的一年,特拉维斯·卡拉尼克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中国,要知道在Uber全球排名前五的城市中,中国占据四席。最可怕的是,Uber一击即中滴滴软肋。
“Uber相当于洋鬼子进村,带着枪和炮,我们的武器还是刀,需要赶紧进化。”滴滴平台产品总监罗文说,国共两党合作的目标就是干日本,不然中国就没了,但专车价格的下探势必引发出租车司机不满,如何化解政策风险?上线仅四个月的专车产品尚不完善,如何补短板?一开始滴滴有一丝侥幸,觉得政府很可能禁止Uber的低价行为,但是并没有。
眼看Uber就要弯道超车,程维慌了,要么应战要么等死。他火速调集市场、业务、PR、HR和财务同学(滴滴内部互称同学),成立“狼图腾”项目组(也就是快车)和Uber火拼。他每隔一个小时就会给陈汀发一条信息,“空吗?过来一下。”那段时间,坐办公室的陈汀微信运动量维持在每天一万步以上。“老大的压力很大。”
那是程维创业以来最纠结的一段,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开电话会议。“之前做专车的时候,跟政府有过沟通和承诺,只做高于出租车价格30%的高端市场。”罗文说,人民优步直接下探到出租车价格以下30%,势必造成政策风险,带来出租车市场不稳定;而且经过测算,低价专车在大量规模之下才能赚钱,否则就需要补贴,会加剧亏损。
在生死面前,程维必须拍板。“快车先在一号专车APP上试,一开始用各种策略隔离用户。既怕出租车用户跑到快车里,又怕专车的用户跑到快车里。”一个月之后陈汀发现,根本拦不住,索性就不拦了。“快车的量起来后,出租车的量涨了,专车也涨了。”
新的问题来了,一号专车APP上70%的流量都来自快车,流量技术已经支撑不住。决策是否上滴滴主APP时,罗文为难了,“如果出租车用户都打快车了,除了加剧亏损没有任何增长。最大难题在线下,拉新司机”。他们推出桔色星期一活动,快车业务两周从零拉升到百万单。
萝卜快了不洗泥,高速跑马圈地自然埋下了不小的隐患,街边黑车、六七万的低端车蜂拥而入。曾有司机说,“滴滴那段时间在一个月内开掉了上百位司机,都是有过前科的。”
那段时间,滴滴每个人身上都散发“狼性”。罗文几乎每天早上跑步进公司,“九点钟的早会,迟到一次罚两百,到第三次就是五百,我都被罚哭了。”有时候他在公司门口遇到程维,两个人一起跑。
和Uber这场战争,程维称为闪电战,拼的是最有效的组织资源,快速奔跑赢得市场。“这十个月,我每天感觉坐在一辆飞速行驶的车上,轮子都要飞出去了,但是我们还要踩油门,每天都惊心动魄。”杨建宏一口气从Uber挖来五员大将。“Uber的运营都是按照框架和指令重复劳动,开始三个月会很兴奋,半年后就不会了。”近距离接触Uber,她发现两家公司内在特质很像,都是高度自我驱动、梦想驱动的公司。
和Uber的竞争不过是刚刚开始,滴滴还必须同时与国内一些垂直领域的竞争对手展开厮杀,6月1日滴滴顺风车上线,7月16日滴滴巴士上线,7月28日滴滴代驾上线。顺风车用了一个月,代驾用三个月就血洗垂直领域,成为细分市场第一。
如今,程维的出行版图完善了不少,但他知道,每个月上线一款新产品,是在冒险,他也随时准备接受犯错的惩罚,“按道理不可能七个葫芦娃全长起来了,我就等着哪个业务输掉死掉,赢不了就果断放弃。”
滴滴在裂变。这和创业第一天,程维想的不一样。“当时没有想太多,也不敢想。直到现在,一切都是为了活下来,想生存就要去找办法”。他用了一个比喻,“创业就是晚上推开一扇房子的门,外面是夜路没有灯。只知道应该走出去,但是不知道路上会碰到什么。竞争的残酷远远比我想象的难千万倍。”
格局
2014年3月,陈汀闯进了程维的办公室。
来之前,朋友忽悠他,“你做拼车,滴滴做出租车,出租车也可以拼,你们可以合作一下。”
陈汀把蚂蚁拼车600万美金融资协议摆桌上,“投资拿到了,产品你也看了,要不你给我导流吧。”程维顺手把协议塞进抽屉,说“这个不需要了,我给你投一千万。”半小时后,程维改了主意,“给你一千万也花不了几天,滴滴现在一天就要花几千万,要不你来我这里吧。”
“变态学霸”陈汀连续六次创业成功,吸引了程维。陈汀“糊里糊涂来了滴滴,600万美金融资全退给了投资人”。
“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就被程维拉来做了两个月的助理,还是男助理。”陈汀不服气,“他答应我做拼车的,来了跟别人介绍我是他助理。”
过了两个月,程维问他,“你有什么感悟?”他说,没有。
忽悠陈汀入伙,程维有自己的打算。2014年年初程维就在策划做专车,但是没做起来。原因很简单,一边是出租车业务各种调整,一边在跟快的打仗,他无暇分身。
“当了两个月助理,我只想尽快逃出他的魔掌,让我做专车也就做了。”2014年6月,陈汀开始操刀专车业务。“合并梦想,这是程维最牛逼的地方。”
和程维的第一次见面,滴滴巴士事业部总经理李锦飞印象深刻,“滴滴还在中关村e世界。一层到三层都是卖场,最上面是仓库。楼道黑不溜秋,没窗户,通风非常差,一进去很闷很压抑。
来滴滴前,李锦飞的创业项目(车载智能硬件)已经估值1亿美金,去年3月还是一门心思就想把公司做起来,到年底碰到金融领域的政策红线,产品上线第二天就被喊停。“那时候才有深刻理解,做成一件事情需要突破哪些困难,获取哪些资源。创业的人都是有梦想的,程维一直讲合并梦想。”第二次见,滴滴已经搬到得实大厦,在程维办公室,两人画了滴滴的战略版图,程维说,“巴士业务还没有负责人,你来做吧。”不到一个月,李锦飞解散公司加入滴滴。
对于大多数公司而言,能够真正团结人的是收益和胜利,而不是梦想。滴滴不大一样。既会画饼,又会打鸡血,是程维最大的自信。
事实上,程维的Offer并没有让人难以抗拒的特别待遇,薪水在互联网圈也不算诱人,“基层员工期权不高”,但有一种独特的工作氛围:在折磨人的压力和恐惧下,所有人都比职业生涯中任何时候更玩命工作。陈汀告诉我,“这里是没有周末的,周会、月会、部门会就占满整个月,到了下个月再重复。”
在同学眼中,他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准确捕捉到身边人的情绪,除非他刻意忽视。采访结束时,程维问我,“聊完所有高管,什么感受?”我没多想,“年轻,简单。”他反问,“真的简单吗?”
其实不然,程维身后集结了一支堪称豪华的团队——张博,首席技术官(CTO),曾被程维赞为“上天派来的天使”。柳青,从COO到总裁,原高盛最年轻的董事总经理,主导滴滴7亿美金和30亿美金巨额融资。李建华,首席发展官,从司局级干部转战创业公司。朱景士,战略副总裁,两个月融资7亿美金是他加入滴滴前不敢想的。
程维常说一句话,“每三个月,滴滴就是一家全新的公司。”在他眼中,今天的你和昨天都是不一样,是全新的。“格局很高,但很多时候又很接地气。”李锦飞是产品经理出身,俩人经常对着一个页面聊功能,具体到一个文案怎么写、一个文字怎么放。
任何时候,程维的能量值都是满格。“外表是他的修炼,他可以很柔软,这是情商。但内心很彪悍,他有一颗冠军的心。”杨建宏说。
程维出生在江西上饶铅山县的普通家庭,因高考漏答数学最后一页考题,被调剂到北京化工大学念行政管理专业,连他自己都奇怪,“化工大学怎么会有行政管理专业。”他的大学与旁人无异,打打球、逃逃课、恋恋爱。毕业后卖保险、足疗店打工,前前后后换了七八个工作,也与刚毕业的迷茫大学生没有差别。
手持简历闯进阿里巴巴HR办公室,改变了程维的命运。六年后,程维当上阿里巴巴B2B部门最年轻的区域经理,王刚(滴滴天使投资人,当时还在阿里)想挖他去支付宝B2C部门,他马上要结婚,很犹豫。“你刚有多少身家,就想过小日子了?”王刚把他生拉硬拽到了杭州。
骨子里,程维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但是面对陌生领域时常没有安全感。
和程维聊天,你会觉得他是一位50岁的老男人,心理年龄远超实际年龄。当然他也有性情的一面,他和团队一起喝酒,就是释放压力、嬉笑怒骂的时候,只有这时,朱景士才会看到一个32岁年轻人该有的一面。“有些人喝酒是为了应酬,有些人喝酒那一刻是享受,他属于后者,我属于前者。”
在阿里浸淫八年的程维,产品和营销能力没的说。但是融资是他的软肋,当初看到柳青的时候,程维眼睛冒光。“柳青加入后,我们的草根阵容一下子变成豪华阵容。”
“两年多以前,他见投资人还会脸红。见到投资人不讲话,都是我帮他讲。”朱啸虎说,他很聪明,这两年成长很快。当初我建议他请一些强人,他挖来柳青,我想都不敢想。融资从7亿美金到半年后的30亿美金,估值从合并后的50亿美金到165亿美金,程维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刺激。
“两周前,我跟马化腾去和地方政府领导谈合作。第二天中午吃饭时,当地书记问马总,你们在滴滴占多少股份,也太重视了。马总说10%吧。”听他这么说,程维受宠若惊。
三年时间,程维已经迅速地从一个BD经理成长为眼光独到,能纳贤用人,能应对复杂局面的年轻CEO。不但能驱动庞大的团队,还能协调各大股东的关系,把董事团结在周围。他仍能保持冷静,时不时自我调侃:“我们是被催熟的,样子有点胖,可能是水肿。”
两个多月前,柳青因身体原因离开休养,着实给了程维不小的压力。这个过度竞争的市场,人性被无限放大,“柳青离职”的传闻甚嚣尘上。12月2日,程维当面向我们否认了此事,“柳青在元旦就会复工。”当被问及“是否压力更大”时,他说,压力大是必然的。
去美国治疗之前,柳青参加了10月份的“在路上”会议(中高层管理者月度会议)。除了嘱咐同学们“汇报关系不变,记得写周报,等着我回来”,她还讲到,生病这段时间开始在想,要不要休息了。但最后选择是,如果人生没有所追求梦想与事业,她就不是柳青了。
创业之后,程维努力像一个成熟的企业家那样去思考——周末开会,定期复盘。朱景士说,滴滴内部机制非常有狼性,“事业部总经理每个月有一个标准的排名,最差的总经理要被罚三万块月薪。”
滴滴有“照镜子”文化,形式是“在路上”会议,内部叫“把伤口撕开,让你看到血淋淋的肉”。早期,滴滴的“在路上”会评选金桔子和烂桔子。合并前,陈汀包揽了所有的烂桔子。对于这件事,他愤懑已久,“合并后,程维说为了不给大家过多的压力,把烂桔子取消了,所以那个烂桔子一直放在我的办公室。”
不管多忙,程维每月必须拉团队出去开两天会,因为越是忙,停下来思考就越重要。所有人会拍砖,还不能回嘴,感觉万剑穿心。“在内部,我们是往死里拍自己的同学,在外部,往死里顶自己的同学。”后来不好意思拍了,程维就设了一个“毒舌奖”。
如上种种都不难看出阿里巴巴的工作经历对程维创业的影响,“阿里的影响不仅在内部,在内部我离马云挺远的,反倒是创业后离得更近一点。”他想了一下说,“如果说影响,视野和格局吧,马云拥有中国其他企业家没有的视野和格局。”
中美互联网论坛期间,程维倒是有好几次机会和马云请教“发展之道”。他收获最多的建议是“敬畏之心”,对钱、对用户、对政策都要有敬畏之心。
野心
在程维办公室的书架上,摆放着他和习大大等人的合照。9月23日,美国西雅图,程维作为最年轻的中国互联网企业CEO,出现在第八届中美互联网论坛上。
起初收到赴美邀请函,程维心情忐忑,“不敢信,也不敢想。”对于一家估值165亿美金的创业公司而言,他不敢说成功,只是活下来了。不远处的角落里,西方巨兽一直虎视眈眈。
去年7月,估值超过400亿美金的巨无霸Uber创始人特拉维斯·卡拉尼克主动找上门,“要么接受Uber占股40%的投资,要么被Uber打败。”程维毫不犹豫,开战!
在程维的出行梦想里,从未有过“被收购”的字眼。他给出的理由有些高大上,“我仿佛看到了1840年,船坚炮利来到中国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要么就割地40%,要么就打到紫禁城kill you,这种扫荡全球的感觉很不好。硅谷的企业总是眼光看向世界,我们只是他的局部而已。中国和中国互联网已经不是1840年,我们在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
在美期间,程维去了特斯拉、谷歌和苹果参观,他开玩笑,“只有Uber不让我进。”其实早在两年前,他和朱啸虎去过Uber总部,当时滴滴正在融C轮,想法很简单,“想看看Uber有没有兴趣投5%。就像当年谷歌投资百度,意思一下。”但是,5%显然满足不了特拉维斯·卡拉尼克的野心。Uber提出的占股比例是30%到40%,“他们也知道,在中国一定要让创始团队控股,他们控股是成功不了的。但Uber希望拿到足够高比例,然后放弃中国市场。”双方期望值差距太大,导致谈判流产。
程维告诉我们,去年7月的见面,是他和特拉维斯·卡拉尼克最后一次谈话。
“因为不方便吗?”程维诡秘一笑,“你觉得嘞?”
投资人和Uber间的沟通并未停止。朱啸虎经常去美国,和Uber沟通也很频繁。“我和Ben(原Uber北京区总经理姜智亚)很熟悉,他以前也做投资,我们一起投资过项目。”今年下半年,Ben被调回美国总部负责中国区产品。离开中国前,他和朱啸虎见了面,但Uber期望值(30%-40%)居高不下,程维只能给个位数。更何况,在一轮接一轮的融资战之后,Uber也集结了长长的股东名单,沟通的复杂程度大大增加,合并的几率趋近于零。
Uber拿着十几亿美金来中国烧,在程维看来有点过分。“那时滴滴刚开始做专车,不管在资本、营销还是技术上,都没法跟全球级企业比。”他的怒火被激发,开始给自己定很夸张的目标,比如,融资要超过它,营销超过它,同时裂变出很多事业部,“想也想得到,当时状况乱乱糟糟的,还好看起来没那么狼狈。”
4月,几家国外打车软件创始人造访滴滴大厦。“他们听说Uber在中国砸了最多的钱,却没有打进来,都很好奇,因为中国是Uber在全球第一个碰壁的战场。”这为之后的投资案埋下伏笔,就在程维参加中美互联网论坛的前一天,滴滴1亿美金投资美国第二大打车软件Lyft,此前,滴滴相继投资了东南亚打车软件GrabTaxi和印度的Ola,其国际化雏形渐显。
在程维的手机里,有一个“太平洋”微信群,“我让这些国外企业的CEO装了微信,平时在群里交流。”投了全球合作伙伴以后,资本不再是滴滴的劣势,加起来已经有超过70亿美元现金储备。
Uber霸道的国际化路径不同,“联盟的形式好过互相厮杀。滴滴国际化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投资,产品慢慢打通;第二步是关键事项比如融资、大数据、运营经验的分享。”朱景士说。
在外界看来,程维在全球布下每一子都是战略意义大于资本意义,更多是牵制Uber和输出价值观。众所周知,Uber是“一本手册打全球”,三个人启动一个城市的霸道打法让它在不少国家吃了苦头。
采访程维两周前,Uber中国区战略负责人柳甄在三里屯北京总部接受了《中国企业家》的独家专访,“如果滴滴的全球化要靠投资来做,我觉得并不容易。如果你是一个投资公司,可以给美国的企业、东南亚的企业、印度的企业都投一点,但是,作为一个产品型的科技公司,我并不觉得投资就是全球化运营。”
但程维坚信,任何想要靠一种文化占领全球的野心家都会失败。“东南亚、印度、欧洲、日本、韩国都有当地的交通情况,怎么去整合,怎么和政策沟通,怎么可能是滴滴或者一个美国公司在全球做的呢?一定是通过合作达成一个大联通共享全球收益。”
熟悉中外互联网史的李建华给程维的建议是,只专注于华人市场,“BAT没有在任何国家占据主流市场,华为中兴也没有。滴滴可以在美国占3%或者5%的市场份额,虽然很小但是盈利,一旦把全球的国家都做起来,也很厉害。”
今天,程维给投资人讲的故事已经从三年前的“打车软件”,变成“中国人领导的全球最大的一站式出行平台”。如果说前两年,程维是为一个梦想在工作,那么从合并开始,他开始为责任感、为团队、甚至为自己许下的承诺在工作。
危机
滴滴的发展太快了。成长速度过快,势必导致问题产生,而这些问题有致命的可能。程维曾说,“滴滴是一家容错率很低的公司,一个错误就可能前功尽弃。”
几乎每一次融资结束,柳青都会说,“半年之内死不了了。”直到今天,程维担心的依然是会不会死,不是能不能赢。显然他已经过了压力最大的时刻,一个公司从拿到天使轮,到A轮、B轮,到C轮,存活率不到5%,滴滴已经是这5%的一员了。朱景士在高盛见到了太多创业公司的生生死死,“在这个行业如果没有危机感,就离死不远了。”
当我们告诉程维上一家像滴滴这样大规模融资的中国企业是京东时,他反问,融了多少?得知京东在IPO之前融资规模在50亿美金左右,程维说,“我们基本追平了,但滴滴还没有IPO,很有可能超纪录。”
就在采访的第二天,传闻Uber完成21亿美元新一轮融资,估值飙升至625亿美元。
每一次融资,程维都希望是最后一轮。“谁喜欢天天融资啊。融资说明要么打仗储备弹药,要么过冬储备粮食,也就意味着危险要到了。”融资带给程维的不安持续了两年多,融着融着就习惯了,也就不去纠结了。在资本寒冬下,程维甚至觉得,能融到30亿美金已很不错了,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如果说2015是跑马圈地的一年,那么2016就是滴滴完成商业闭环的一年。程维向我们伸过来五个手指再攥紧拳头,“2015是垂直的战役,手指都要伸出去,明年是平台年,全部要捏在一起,形成合力。”
滴滴商业化动作并未为外人所知。程维一直希望做成阿里一样的公司,也可以说是淘宝,它从来没说过其广告收入多少钱,当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是几百亿规模了。“现在每天会产生50TB的数据,背后有800人的大数据团队,这些是滴滴的核心资产。”张博告诉我,这些数据,都是滴滴商业化的助燃剂。
没有得到程维的授权,陈汀已经在偷偷摸摸尝试。“目前滴滴已经和上汽、北汽、广汽等所有汽车厂商开始合作。”赚钱,陈汀想尽量低调。双十二当天,200台丰田皇冠及奔驰GLA在滴滴平台销售一空。
“在激烈竞争阶段,节奏很重要。在不该赚钱的时候,赚到钱就是灾难;在该赚钱的时候,没有能力去赚到钱是更大的灾难。”程维从没给陈汀定过赚钱的目标,对于烧钱也是一样。“我俩现在是债主的关系,反正欠的钱还了就行。前面亏钱太多了,我天天想着能不能赚点钱。”陈汀的专车事业部在今年3、4月份有过短暂的盈利,但只有两个月而已。“之后发现还有一个更有钱的等着跟你玩补贴。”
一位互联网人士表示不看好滴滴等O2O公司的发展模式。“以前互联网产品讲免费,最终是靠产品吸引住用户,形成平台。现在O2O的补贴烧钱更严重,完全看不到产品的提升。如果一个市场就是拼钱,这个市场的巨头毫无意义。总有更有钱的人来收割掉这个行业。”
相比王兴、姚劲波、杨浩涌这些O2O大佬,程维的身上多了一重危机,交通部、市交委时不时的约谈,执法大队、派出所隔阵子就上街钓鱼、扣车。以北京为例,首都机场、火车站、国贸、中关村都成了专车司机口中的“危险地带”。
“在滴滴做政府事务,是有史以来压力最大的。”李建华加入滴滴之前,在政府部门任司局级干部,一下子变成了现有政策的反对者。“我要在法律和道德的基点上做点事情。在中国,我是官员下海的最高级别。我以前在政府做的事是跟约谈有关系的,但现在我们要推动现有政策的改革。”
程维打了一个比方,改革开放前,来北京只能住国营招待所,价格便宜服务谈不上好,但数量有限需要预订。滴滴的专车是三星或四星酒店,服务好一点价格贵一点,快车就是如家、汉庭酒店,服务要求不高,但是干净便捷。“滴滴确实给传统行业带来了一些冲击,但是该来的还是会来,互联网和市场化要改造几十年没有变化的出租车业态。”
10月9日,程维从上海市交委主任孙建平手中接过“首张专车牌照”,但不到一天时间,交通部《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两份征求意见稿下发,车辆转为运营性质、司机取得资格证书、价格高于出租车等规定,给了程维和滴滴当头一击。
“如果我开一个农家乐,就要把我家的房产变成商业地产,70年产权变成50年,是不合理的。”李建华说,700万司机考资格证,政府没有这个行政资源,而且出租车证比普通驾驶证难多了,98%考不过。“几位熟悉国家政策的正部级领导和我说,人民群众有需求,一些部门也阻挡不了发展趋势。结果很可能是暂时别处理,再去地方试点做调研。”
就在上海发牌的同一天下午,滴滴大范围宕机。张博的第一反应是黑客攻击,这对于他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后来发现是一个运维工程师的误操作。”说到这,张博谨慎地看身边公关,“安全这块尽量不提,会招来狼的。只要你的技术很强,就会有人来帮你测试。”
宕机那天,顺风车事业部总经理黄洁莉的微信爆了,“前老板、前前老板、各种同事都来问滴滴怎么回事儿”。程维突然发现,滴滴已经融入每个人的生活,宕机就跟全城停电一样。那一整天,张博手都在抖。
在程维看来,滴滴的危机感远远不止这些,“滴滴是最没有安全感的公司。我们生在血海狼窝里面,时间和地点都不对,出生在战争年代,就注定要面对残酷的竞争。一刻不得停。”程维说。
甚至,“隔壁战场的各种合并、整合,或多或少都会对我们有一些影响。最近美团和大众点评,携程和去哪儿,以及百度的变化我们都有关注。”张博认为互联网是连在一起的,所有行业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难独善其身。
在滴滴内部,有一条硬性规定,中层以上每个月体验产品30次以上。“我是整个公司当专车司机次数最多的人。”陈汀甚至要求所有产品、运营和技术人员每月一天全职开专车,至少十个小时以上,这样才能拿到全额工资。“坐在办公室写写代码,怎么知道司机在想什么?”
“补贴少了,订单少了,横向竞争多了,全指派和抢单不一样了,还有新政、新规没下发,都是司机关心最多的。”双边平台的天然矛盾,每天困扰着程维,“订单要做起来,起来又觉得亏太多,规模起来又要提高服务体验。所以我们的LOGO有一个缺口,永远需要补足。”
熟悉程维的人都知道,他没有驾照,每天的出行工具就是专车。他随时准备好面对用户挑剔的目光,每次乘车后,他都会感到惶恐,“我们是城市的管道工,做的是基础建设工作,没有服务好用户,我是有愧疚感的。大家评价我们哪里好,哪里不好,我都是惶恐的。”
在寻找安全感的路上,程维正努力接近恐惧,熟悉恐惧,“当你努力到无能为力的时候,上天就会给你开一扇窗。”
文章来源:中国企业家杂志 记者 焦丽莎 编辑 王琦 摄影 邓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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