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聂欧
一位以色列风投人士称，他们没有华为、联想，也没有索尼、三星，因为“犹太人缺乏安全感，讲求快速获利”，缺乏对企业、产业成长的耐心。
“不去创业，会觉得很丢脸。”退役老兵Eitan Sella说，当年自己在IBM和创业之间毫不犹豫地选了后者。尽管30岁出头已有过三次失败的创业经历，但他仍坚信自己的第四家公司Hybrid一定会成功。
犹太民族漫长、复杂、曲折的历史，决定了以色列是个有着强烈民族感的特殊国度，每个以色列人细胞里潜藏的“傲娇”，都会在听到“创业国度”这一赞誉时瞬间迸发。
他们会告诉你，在全球挂牌纳斯达克的企业中，以色列有近百家，仅次于美国；IBM、微软、英特尔、惠普、雅虎和谷歌等全球300多家一流高科技企业，都在以色列设有研发中心；并且，以色列风投资金总量甚至超过了全欧洲的总和。
“目前有30%多的风投资金来自中国。”以色列外交部经济司以中经贸关系组组长Hila Engelhard给出最新数据——这里已成为中国风投的豪掷之地。
但是，当《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用20天时间走访了以色列最具代表性的几十家企业、大学、研究所、孵化器乃至国会、经济部的诸多人士后，发现这个备受关注的“创新圣地”其实也有着外界难以察觉的隐痛。比如贫富差距，比如地缘政治风险。
更重要的是，各种孵化器、加速器数量远多于初创企业本身，而其风投体系也大多集中在天使轮和A轮，B轮以上投资只能依靠国外。
“超过2000万美元估值的企业寥寥可数。”一位以色列风投人士称，他们没有华为、联想，也没有索尼、三星，因为“犹太人缺乏安全感，讲求快速获利”，缺乏对企业、产业成长的耐心。
以色列人的傲娇随处可见，最明显的就是其独特的科研生态——既能保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又有产学研充分结合的有效机制。
“我们的创新基因深入骨髓。”以色列知名风投基金Gemini创始人Eran Wagner很是自豪。850万人口中，初创企业的密集度仅次于硅谷——全国一共有6000至10000家，去年一年就新增了1400多家。
据以色列经济和工业部对外合作局官员Hovav Ref介绍，历史上两次大移民造就了以色列的今天：一是建国初期全世界犹太人的回归，二是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约100万犹太人来到当时人口仅500万的以色列，其中大部分为高知人群且约17.4%为工程师。
在走访了近十家高校和研究所之后，《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总结出了当前以色列经济的两类支柱型人才：一类为科研而生，另一类为商业而活。
全球著名的魏茨曼科学研究所无疑是第一类人的聚集地。供职于此的Yael Edelman教授回忆此前一次在美国的演讲经历：自己正无比兴奋地陈述着科研成果，台下一位商人却提问该成果何时能够商用，Yael解释说“现在还不行，但这就是科学”，而商人却送了他一句“祝您早日成功”——两个国家、两种文化的差异，至今让他记忆犹新。
在魏茨曼工作的36年里，Yael婉拒了数学学院院长的要职，就是为了追求纯粹的科学，远离管理和商业。
他介绍说，魏茨曼拥有200多名世界一流的学者和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但却仅仅设立了数学、生命科学和计算机等少数学院，学科设置上宁缺毋滥，且其优势学科50%集中在生物领域，癌症研究水平更是全球顶尖。这种“小而精”的布局，正是追求纯粹科学的缩影。
同样，4年前受邀来到生命科学院的Berta Strulovici教授，也是看中了这一学术氛围。“我们是纯学术机构，研究经费40%来自政府，30%来自捐赠，还有30%来自第三方。”
而最后这30%，却正需要依赖第二类人——魏茨曼旗下的科技转化公司耶达（Yeda）居功至伟。
Yeda是以色列首个学院系科技转化平台，也是全球首创及最为成功的科技转化平台之一。为了服务魏茨曼从事基础研究的定位，Yeda的员工长期跟踪科研人员的研究，一旦有商业化可能，就专门成立评估小组并铺开后续的专利协作、申请、授权等商业运作。
“主要依靠专利授权费来继续支持基础研究。”一位Yeda负责人介绍，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全过程都由Yeda主导，平均每个专利每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当前，Yeda是全球唯一同时拥有三大最畅销药物专利的公司——以色列梯瓦公司药物Copaxone、雪兰诺公司药物Rebif和美国英克隆公司的抗癌药Erbitux。
同样，相对更侧重于实用科学的以色列理工大学，也拥有自己的产学研转化平台。
该校计算机学院负责人Aram Movsisian介绍，学校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输出大量实用型科研人才，现如今52个研究中心共拥有6家总市值50亿美元的初创公司，其中一家研究脑癌药品的企业市值高达24亿美元。
以色列另一个傲娇之处，在于政府的“有形之手”拿捏颇为得当。
在贝尔谢巴市的Gan-Yam Negev高科技园区，CEO助理Itay Katzqv解析了该园区的股本结构：市政府出地并给予税收优惠，Gav-Yam地产公司负责建设和物业运营，该市的本古里安大学提供科研、咨询等支持，KUP投资公司负责筹措资金。
当前，该园区入驻率高达80%，其中33%是网络安全公司，这使得贝尔谢巴逐渐成为了以色列的第一网络安全城市，并很快闻名全球。
“政府前期会优惠最高20%的税费，或直接减免，或让企业作为补贴发给员工，同时提供必要的咨询帮助。”Itay介绍。他朋友的公司Merphisec，就是由政府牵线德国电讯集团和本古里安大学联合支持，最终获得了JPC的大笔投资。
这种四方合营机制在以色列很常见，政府能据此来维护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重要地位。
一方面，企业自筹创新资金，对创新成果拥有自主权。据统计，以色列工商部门的研发费用45%为自有资金，51%来自国外融资，因而除部分政府资助项目外，企业对创新成果拥有完全的产权。
另一方面，创新以中小企业为主，始终坚持市场导向。在以色列近4000家高科技企业中，资产总额超过10亿美元的不到10家，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船小好调头，可及时根据市场需要决定创新方向。此外，以色列国内市场狭小，其高科技产业研发始终面向全球市场，也使其产品易于走向全球。政府则主要支持基础科学和共性技术研究、设立科技产业园区等，为企业的研发创新提供基础理论和良好环境。
“不仅如此，政府还创建了良好的创业生态。”一位驻以的中方人士称。
例如，以色列教育投入占GDP比重长期保持在10%左右，全国77%的人口接受过12年以上的教育，人才素质较高。以色列每万人中就有近150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这一数据排名全球首位。
并且，良好的科技管理体制保证了全国科技工作有序运转，由科技部、经济部等13个部门共同组成国家科技决策体系协同推进全国的科技工作，避免重复建设或遗漏。
以色列人第三个傲娇之处是“精打细算”，小至精简精细、实用至上，大至国际视野、全球平台。
最能体现“精准”一词的莫过于以色列的农业。
Volcani研究中心动物科学研究所所长Uzi Moallem表示，尽管该中心是以色列最权威的农业研究基地，却常会为一些不起眼的细节性研究花费精力。
例如，该中心正在为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研发一款新型小麦，减少20%-30%的水分蒸发并增加20%-30%的产量，为此前期一共实施了25个育种计划。该中心还在全国推广了GPS定位施肥技术，区分杂草和农作物，把化肥使用量降到最低。
并且，为降低农作物在运输储存过程中的损耗，该中心研发出一种天然薄荷油涂抹在农作物上，加上一种纳米级的特殊包装，使得原本20%至30%的损耗量降至0.5%。
“我们还关注奶牛的幸福指数。”Uzi为农场的每头奶牛装上了6个测量仪器，分别搜集食量、步数、睡眠质量、咀嚼次数等数据，精准计算其所需营养量。
除去精准化，以色列几乎所有初创企业，无一例外地瞄准了国际市场。
前述中方人士表示，不仅以色列企业相当重视国际研发合作，其政府也同欧盟、美国、日本、OECD、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达成了合作协议，参加了29个国际和国家间工业研发活动，开展了大量项目合作。
而微软、IBM、英特尔、华为等跨国公司均在以建立研发中心，进一步促进了国际科技合作的进展。据此，以色列的研究机构和创新企业与世界顶尖科学家建立了良好的联系，获得了大量国际资金支持。其科研支出中，来自国外的资金占比在四成以上，已成为其第一大资金来源。
“不过，以色列也显现出诸多隐痛。”前述中方人士在以生活、工作和投资10多年，有较为深透的观察。
首先，尽管风投活跃，但本土风投基本集中在天使轮和A轮，B轮以上大多依赖于境外资金。
以色列理工大学教授Aram指出，以色列不是金融中心，全国仅有两家银行——以色列工人银行和国民银行，直接融资体系基本被垄断，其高昂的收费让初创企业不堪重负。
风投等间接融资的体量亦非常有限，且大多集中在特拉维夫。数据显示，尽管以色列的风投总量已从2012年的49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310亿美元，但本土风投占比不到2%。
比如，以色列理工大学位于第三大城市海法，持续融资的艰难和风险正使得毕业生们的创业意愿下降，开始选择IBM等大公司的稳定生活。
“其他城市就更难了。”Aram坦言，企业从襁褓期就必须赢得境外风投的青睐，而当前的优选之一便是中国。
金融科技孵化器Co-Founder首席执行官Avi Cohen透露，他们引入了香港汇丰等四家合作银行，现有资金3/4来自境外，且中国一家风投基金PandoGroup的2.5亿美元投资支撑了整个孵化器的运营。而在该孵化器中的Multi Sense网络反欺诈公司，如今同样依靠中国风投Bandit的支持。“明年会在上海召开一场金融科技会议，进一步寻找中国投资者。”
Itay正在通过谷歌翻译软件自学中文。今年7月，他用不太流利的中文与前来考察的中国平安集团做了数小时交流。“在这里，没有人不渴求金主的到来。”
第二个“怪异”现象是，各种孵化器、加速器数量超过了初创企业，且大多同质化。
除了提供办公地点、基础设施以及4-6个月的差异化培训外，这些孵化器大多不占有初创公司股权，其竞争力主要表现在国际化人脉和融资能力上，盈利主要来自中介费。
例如，拥有全球网络的孵化器Masschallenge（MC）不久前在耶路撒冷开设了分支机构，其负责人Yonit Golub Serkin介绍，已有835家公司从他们的孵化项目中“毕业”，MC共为其募集了14亿美元并创造了5万个就业岗位。最近，他们又从4270家初创企业中选出376家，正在全球范围寻找风投。
同样，美国众创空间Wework也在特拉维夫和贝尔谢巴设立了分支，初创企业可以按月签合同，等待融资。
“但是，更多无名的小型、微型孵化器缺乏人脉和竞争力，很难生存。”前述中方人士称。
以色列“双创”的又一隐忧，是文化、习惯所导致的企业“做不大”。在大量金主涌入的当下，创业者通常会哄抬“物价”以快速盈利。
“非常明显，这两年初创公司的收购价涨了很多。”前述中方人士说，资质和潜力相差无几的两家公司， 5年前后售价翻了6-10倍。
而这一切的基础，是源源不断的“金主”。
Hila援引官方数据称，今年的两场中以峰会，每次都有超过2000多家企业参与。2015年，从中国来到以色列的政务、商务和旅游人员共达4.7万人次，而今年截至8月底，这一数字超过了5万。“去年以色列的风投资金30%以上来自中国，今年还会更多。”
网络安全、精准农业、生物制药、智慧交通等是中国风投的热点，复星、阿里、盛景等企业代表团纷纷涌入，并由此带动了中国高校的对以投资。
以色列理工大学子公司Sealantis首席执行官Tomer Fuchs介绍，为了赢得中国投资，他们专门在中国申请了专利，并获得了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1200万美元投资。
但事实上，以色列的公司已经越来越贵。
Eran也直言，早年他创办Gemini基金时，以色列的初创公司“很便宜”，但现在本土风投越来越难，因为“价格被炒起来了”。
前述中方人士分析，真正的好标的已过于昂贵，因而中国企业不但要学会粗中选精，还要注重整合双方资源，以免收购失败。他说，一些明星投资效应很可能会引致更多的跟风行为——例如，中国巨人网络的壳公司世纪游轮10月25日宣布，以发行股份255亿元和支付现金50亿元两种方式，收购以色列网络游戏公司Playtika，其中仅史玉柱一人就大手笔增持50亿元。
“如此收购未必可持续，会对明年的投资风气造成误导。”他表示，尤其是在对以投资已经过热的当下。
那么，大量的境外资金为何造不出一家华为、联想或者索尼、三星？
Eran分析，犹太民族骨子里缺乏安全感及其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使得他们一方面居危思危，只能以科技创新来富国强国，形成了挑战权威、愿意冒险的民族特征，即便是创业失败，也会屡败屡战。
另一方面，以色列人普遍具有赚快钱的心态，一旦看到资本的曙光，就会很快卖掉公司变现，以求回笼资金进行下一次创业。因而，以色列拥有大量创业经验丰富的导师，却缺乏能持久作战、深耕不懈的守望者。
前述中方人士劝诫中国企业，不要一哄而上，更不要简单购买，要深入调研并尊重其独特的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我们的豪掷才有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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