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思维

曾经，机器人是人类工人的帮手。现在，情况似乎完全反过来了。

1977年，当大卫·斯汀森（David?Stinson）在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美国密歇根州第二大城市）完成高中学业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一份建造房子的工作。但几年后，这项业务开始放缓。当时斯汀森只有24岁，而且有两个孩子需要抚养。他需要能够维持稳定的东西。

正如他最近在午餐时所解释的那样，这意味着他要在该地区两家公司找到一份能够提供安全的蓝领工作。他在1984年发誓：“要么我将在通用汽车公司工作，要么我将在年底前去Steelcase工作。”几个月后，斯汀森在世界上最大的办公家具制造商Steelcase找到了一份工作。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在该公司下属的大急流城金属工厂工作。

如今，斯汀森已经58岁了。他长着一张微红色的脸，一头浓密的银发，身材魁梧。他的海军马球衫显示出他的头衔——“区域领袖（Zone Leader）”。就像工厂里的其他人一样，他的脖子上挂着霓虹灯，同时耳朵上戴着一副保护耳塞。斯汀森的眼镜两侧都有塑料保护，这让他给人一种“古怪科学家”的气质。

斯汀森说：“我从不后悔来到这里。”我们坐在工厂的自助餐厅里，那里每周四为工厂工人提供4美元的三明治，而原价是8美元。他说：“有些时候我想过离开，但这里的氛围会更舒适。科技也确实提供了帮助。它是巨大的帮助，但绝非是让你摆脱责任。这绝对是未来的潮流。”

威廉·桑迪（William Sandee）是在油漆线上工作了一辈子的60岁老人，他坐在斯汀森的旁边，手里拿着一盒薯条和一杯番茄酱，护目镜扔在桌子上。他低声说：“我们试着找点乐子，不然他会变得很紧张。”

桑迪于1972年开始在Steelcase工作，当时有600多人排队申请工作。他灰白色的头发疏理得十分整齐，脸上带着一种警惕的表情。桑迪说：“今天，他们让成为Steelcase的员工变得更加有利可图。”众所周知，工厂经理开着豪车，在湖边有第二套房子；公司为员工的孩子支付大学学费，他们经常在当地的工厂里做兼职；公司还组织野餐和保龄球锦标赛，曾经有1500名员工参赛。（如今比赛仍在举行，大约有300名参赛者。）

上世纪90年代，Steelcase公司在美国雇佣了一万多名工人，在大急流城经营着7家工厂，生产椅子、文件柜、桌子，还有安装这些家具的螺丝、螺栓和脚轮等。工人们肩并肩地挤在一起，手工打磨、粉刷木头并组装钢铁部件。如今，密歇根只有两座Steelcase工厂，分别是生产书桌和文件柜的金属厂，附近还有一家生产木质家具的工厂。总的来说，他们雇佣的工人不到2000人。该公司位于美国的另一家工厂在阿拉巴马州的Athens，雇佣了1000多名全职员工。

从很多角度看，Steelcase的历史就是美国制造业的历史。该公司成立于1912年，当时生产的产品包括防火金属废纸篓。随着经济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蓬勃发展，美国蓬勃发展的企业需要为他们的办公室提供办公桌、书架以及小隔间。在大急流出版社和行业出版物上覆盖报道Steelcase新闻20多年的罗布·柯尔克布莱德（Rob?Kirkbride）表示：“如果你是上世纪80年代在大急流城长大的高中生，你不会想上大学，而是更希望在Steelcase工厂找到一份工作。”而这就像中了彩票一样。”

后来，互联网泡沫破裂，无数初创公司发现自己的办公家具被拍卖掉了。到2001年，Steelcase公司的销售额下降了三分之一，并开始在整个密歇根西部关闭工厂。它的制造业被转移到了墨西哥、中国，最后到达印度。2011年，该公司宣布了一系列新的关闭和裁员计划，关闭了位于德克萨斯州大急流城附近的另一家工厂，还有一家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工厂。该公司几乎所有的座椅制造业务都被转移到了墨西哥。

如今，随着美国公司相继发布创纪录的利润，并要求数以百万计的崭新工作空间，Steelcase公司再次呈现出繁荣景象。它的公司总部设在翻新的工厂里，并成为工作场所趋势的实验室，有开放的楼层平面图和玻璃覆盖的工作舱，人们可以躺在那里操作笔记本电脑，或者在站立式办公桌前工作。在两家仍在营业的密歇根州工厂里，员工们用几十种不同颜色的木镶板为家具和会议桌制作金属部件。

随着科技让工作变得更快、更高效、更环保，生产这些产品所需的工人也越来越少。柯尔克布莱德说：“公司显然没有发布新闻稿，公开宣称我们没有招聘更多的人，但我在街上却听到类似的讨论。”工厂里有自动化的装配线，机械手臂可以吊起曾经需要人处理的桌面。斯汀森带我穿过一堵厚厚的机械墙，经过制作纸板箱的巨大装置，这样工厂就不用向外订购了。“你只要把通过触摸屏控制就行了，输入规格和数量，然后按下按钮，它就会自动为你完成。那种东西真的很酷。所以，这并不是说我们在消除工作岗位，而是在消除浪费。”

作为一名“区域领袖”，斯汀森负责管理生产线上大约十五名员工，他们为Steelcase的Ology系列产品制作零部件，这是为立式办公桌设计的可调整高度的桌子。直到去年，工厂的工人们还得咨询一长串的步骤，煞费苦心地从装满各种大小的螺栓、螺丝和钉子的手推车里取出正确的零件，并把每个部件按照正确的顺序装进正确的孔中。现在，被称为“视觉表”的电脑化工作站，可以按部就班地指导工人如何组装家具。这个过程实际上可以预防错误：如果一个步骤没有正确完成，系统就不会让工人继续下去。我们站在一个身穿polo衫和莱卡短裤的年轻女子身后，她留有长长的金色马尾辫。当一个步骤完成时，灯光就会照射到下一个需要安装的部件上，并伴随着哔哔的声音。头顶的扫描仪会对一切进行追踪，并将收集到的数据传送给持有ipad的“隐形”工程师。那些遵循严格的自动化协议的员工几乎不需要培训，为此有些人称他们为“肉类机器人”。甚至就连钻头也被安装在有计算机辅助的机械臂上，工人只需把它移到合适的位置，就可以让机器发挥它的魔力。10年前，工业机器人帮助工人完成他们的任务。现在，工人们则转而协助机器人的工作。

几十年来，经济学家的传统观点是，技术进步抢走了工人的许多机会，但同时也为他们带来了许多机遇。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许多研究已经开始显示出相反的结果。致力于研究自动化对就业影响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大卫·奥托尔（David Autor）说：“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工作正在消失。但有一小部分技能水平较低的人可能无法通过劳动来维持合理的生活水平。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趋势。”随着自动化导致工资水平降低，工厂的工作岗位变得越来越少，吸引力也越来越小。

奥托尔和其他经济学家认为，这一过程也会加剧不平等。劳动力市场是建立在劳动力稀缺的基础上的：每个人都有劳动能力，即雇主需要的工作能力，而且他们可以在就业市场中依赖于职业经验来推销自己。但现在，这种模式正在消失。奥托尔说：“这并不意味着财富在消失，它只是从资本所有者转向创意所有者。资本的分配比劳动力更不公平。每个人都生来就有某种劳动能力，但并不是每个人生来就有资本。”

在Steelcase的金属工厂里，自动化让该公司招募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管理人员，他们被期望拥有大学文凭，而不仅仅是高中文凭。该公司遵循着丰田首创的“精益生产”模式，雇佣年轻的工程师来扫描工厂数据以获得额外的“效率”，这可以进一步加强自动化。对于那些拥有技术学位并能管理自动化系统的人，以及那些正在进行自动化操作的公司的所有者而言，增加财富的潜力是巨大的。但对于技术水平较低的员工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篇论文中，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达伦（Daron Acemoglu）和波士顿大学的帕斯卡尔·雷斯特艾普（Pascual Restrepo）研究了1990年至2007年期间的美国当地就业市场，他们发现，工业机器人的集中使用与就业和薪酬下降存在直接关系。同时，科技可以加剧全球化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2015年，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比1973年的平均水平低9%，尽管整体经济增长了200%。在Steelcase，斯汀森承认，工人们的工资与1987年基本差不多。

然而，斯汀森和桑迪都不认为自动化会对他们的工作构成威胁。桑迪还记得，1990年退休的Steelcase传奇人物弗兰克·莫洛蒂（Frank Merlotti）曾经访问过这家工厂，并向工人们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桑迪回忆说：“弗兰克会看着你，在发表演讲前，他会首先强调这样的事实：‘听着，是你们这些人让这一切成为现实！”

桑迪热切地谈论着体力劳动的尊严。他告诉我，他和孙子们一起去了纽约，并在那里参观了帝国大厦。桑迪说：“你可能见过那些人的照片，他们坐在那里的钢铁上，甚至可能在那里一起吃午饭。他们在那里买了些铆钉等物，但在我看来，这些铆钉就是人。”他似乎在描述一幅著名的黑白照片，名为“摩天大楼上的午餐（Lunch?Atop?a?Skyscraper）”。他说：“那是我在纽约市看到的最美好的东西之一，那就是那些老前辈。他们建造了那栋大楼。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你知道吗？这太棒了。”

在桑迪看来，理智判断和人类之手的结合是不可替代的。想想所有机器人做不到的事情：把手伸进去，打开盒子，系上领结等。他认为，即使在自动化的未来，你也需要人们运用从年龄和经验中获得的智慧。他说：“你还是得让人们来这里。有人仍然需要那个机器，而这台机器应该能做所有的事情。告诉我们这台机器什么时候没有正常工作。”

布朗大学的人类-机器人实验室位于罗德岛州首府中心的一栋红砖建筑底层。它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超大车库，里面满是脏兮兮的、凹凸不平的沙发、散落的各种小玩意和玩具，还有一些奇怪的外卖食品盒。在最近的一个下午，一个有着巨大红色手臂的机器人开始着手从人造雏菊中拉出花瓣。这款名为Winnie的机器人把花插在一对橡胶钳子上，然后收回它的另一只手臂，轻轻旋转一下，然后把它指向雏菊。它发出马达运转的声音，仿佛在思考下一步该做什么。然后，那只手猛地朝一朵花抓去，抓起一朵花瓣，把它扔在桌子上。它又缩回去了，用一种机械的方式！噪音。这些动作不禁让人联想起史前鸟类。

这个实验室是由布朗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教授斯蒂芬妮·泰勒斯(Stefanie Tellex)创建的，主要研究如何创造出能与人类共同工作的机器人。泰勒斯告诉我：“总的来说，我的研究项目是关于制造机器人的，它应该可以与人们一起完成复杂的任务。我们正努力让机器人能够在自己的环境中对物体进行更精确的感知和操控。”

“操纵”这个词经常出现在机器人专家的观点中。即使是在高度自动化的工厂里，打包箱子或把小零件组装起来的工作也通常由人类进行。即使是最敏捷的机器人，在面对从未见过的物体时，只能在90%的情况下会捡起它，但这对于工业用途来说还不够好。

解决这个问题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包括教一台机器处理随机形状的不规则物体。泰勒斯设想的机器将可以更换尿布和准备晚餐。在协作机器人（Collaborative?Robotics）的课堂主题中，曾有学生提议教一个机器人做沙拉。泰勒斯的教学助理乔什·罗伊（Josh Roy）说“对于一个机器人来说，制作沙拉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可能并不具备成本效益。我们开玩笑说，我们可以用机器人做一份价值31000美元的沙拉。”不管任务是什么，部分挑战在于设计一个“末端执行器”，即机器人手臂末端类似手的工具，它可以用不同程度的力量抓住不同形状、大小和纹理的物体。泰勒斯曾警告称，更复杂的部分是需要教会机器人感知不同的物体，以便它能理解自己应该做什么。

Winnie是由泰勒斯学生丽贝卡·庞可（Rebecca Pankow）设计的，她是一名博士生，有着明亮的棕色眼睛和酒窝。在Winnie继续拉花瓣时，庞可称：“它还不是很精确。这更像是一种概念验证。”她接着说：“我之所以选择这个项目，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计算机视觉问题。它适用于我在这门课之外做的其他事情。我只是觉得它很可爱。”

工业机器人可能用于处理同样的任务，比如不断重复地捡起相同的物体。这个挑战，以及这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商业机遇，是让机器人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发挥作用。这就是Winnie的使命。泰勒斯的另一位学生曾对我说：“机器人技术领域中有一种说法：对于机器人来说，五岁后人类能做的任何事情都很容易。“学下国际象棋，没问题。然而要想学会走路，则绝不可能。”（实际上，随着AlphaGo打败了围棋冠军李世石、柯洁后，这一论断早已被打破）

约翰·奥贝林（John Oberlin）是另一名博士生，他留着长长的棕色马尾辫，戴着安全护目镜，脚上穿着羊毛袜，在桌子旁边的电脑上弯下身体。屏幕显示了Winnie正通过其手控摄像头“看到”的画面。奥贝林告诉我：“如果我打算一遍又一遍地尝试拾起这盘胶带，而且它只存在于一张桌子上。那么我可以用一种方法来记忆它的样子，然后我要做的就是搜索这个空间。但花瓣不止有一种下落的方式。有时它们可以旋转下落，有时则会垂直下落，有时还会曲线下落，所以这些花瓣是可变形的。这让它们天生就更难本地化。”

庞可在其花瓣上安装了少量磁铁，使它们可以重新连接并重复使用。她说：“摄像头目前正在拍摄桌子上的照片。然后你把花放在那里，它就会再拍一张照片。它会说，‘哦，看看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一朵花已经出现了。”

Winnie的胳膊伸了进去，夹住了夹着花瓣上的钳子，把它摘下来，然后扔到桌子上。这让我很愤怒！噪音再次响起，然后又回到了空转状态。这个循环一直持续，直到只剩一片花瓣。它伸出了一个尴尬的角度，Winnie的手臂在上面盘旋了很长一段时间。庞可和奥贝林紧张地看着。

Winnie的手伸了进来，手臂微微颤抖，胳膊搭在花的外面，看起来不太可能成功。这些小钳子打开了，但没能合上花瓣。然后，胳膊又拉了起来。啊，啊！

奥贝林调整了花。他说：“我敢打赌，它会下降一点。”这一次，Winnie成功地剥掉了最后的花瓣。

庞可和奥贝林表示，必须做出的调整才能让这项技术在现实世界中可用。奥贝林称：“你可以想象这种能力，可以根据它们的部位来对植物或其他结构进行分类或检查，以组成或局部化每一个花瓣，这在实际工业应用中也很有意义。你可以想象把这种建模技术应用到真正的植物上。”

泰勒斯靠在窗户上平静地说：“蓝莓，这就是我的目标。人们不会付钱让我们从雏菊中取下花瓣。但他们会付钱让我们去摘蓝莓。”她低头看着桌子和光秃秃的雏菊。“它只是选择了所有这些物体吗？按照什么样的顺序？这太棒了。这不是我曾经见过的机器人能做的事情。这很酷！而现在，我们通过这些观察已经发现了一些事情。”

收获水果和其他农产品需要在烈日下工作几个小时，这是美国人越来越不愿意从事的工作，而是多由低收入的移民劳工代替。然而，这种影响超出了农业的范围。高效采摘蓝莓的机器人可能会做很多事情，而这些事情目前都是人类才能做的。它有可能在工业机器人的前沿挑战上取得进展，不仅可以从垃圾桶里取出钱包，还能从中掏出一张信用卡。

泰勒斯说：“我通常喜欢问这样一个问题：怎么能帮助社会变得更好？现在人类从事的哪些工作可被机器人代替？”

企业高管们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他们很少公开问这个问题。在欧洲和美国，自动化是一个需要动用外交手段处理的话题。在美国拥有Stop&Shop和Peapod百货商店的荷兰连锁超市Ahold Delhaize，希望在五年内用机器人占领所有的零售门店。尽管该公司并不急于公布这一项目的细节，但脑海中浮现的画面是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和Dr. Seuss作品描述中的混合场景：门砰的一声紧闭起来，过道里满是生命，金属物品在地板上蹦来蹦去，彩色的挤压物和海绵从天花板上掉下来，接着是肥皂泡和小胡萝卜的爆发。但该公司一位发言人坚称，公司的目标并不是取代人力。有了商店清洁机器人，店里的同事会有更多的时间招待顾客。

此类举措不仅限于私营企业，也不会引发敏感反应。在丹麦南部，当地政府雇佣了首席机器人技术官保罗·马丁·莫勒（Poul Martin Mller），帮助将更多的机器人融入公共部门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节省开支。莫勒认为，丹麦医院系统正面临着降低成本的压力，可以从机器人采用方面受益。不过，市场上几乎没有医疗机器人，因此莫勒和他的团队使用了小型移动机器人，它们拥有可移动的手臂，用于在仓库中使用。它们还可以接受改造，这样就可以向医生和护士运送物资。这些机器运转正常，穿梭于外科手术和精神病区，从不抱怨，也从不需要抽烟或休息。但莫勒并没有准备好应对医院工作人员的反应，他们认为这些机械同事是潜在威胁，并在试图破坏他们的工作。粪便和尿液都留在了充电站。

从那时起，莫勒就开始宣传“变革管理”，并在引入新技术时小心翼翼地处理人们的需求。他告诉我：“作为一名纳税人，我们每小时为不需要技术的工作支付33或34美元的报酬。而机器人的成本每小时约为95美分。如果你计算一下，可以发现，雇佣1个人类工人可以配备35个机器人。所以你也要面对现实。这意味着你有一群需要工作的人。”为了补救，莫勒建议使用机器人衍生储蓄，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可用于重新培训那些被取代的人类，让他们去做更复杂的工作，而这些工作是机器人做不到的（目前如此）。

在美国，工作场所的自动化程度在政治上同样令人担忧，企业高管不愿在这个问题上表态。而当他们表态时，他们通常的看法是机器人并没有取代人类，只是帮助减少了工作负担。这并不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表述。当我询问Steelcase的斯汀森和他的同事们关于自动化是如何影响组装线的时候，他们说，在很大程度上，它让事情变得更容易了。工厂更干净，噪音更少，生产效率更高。当装配线出现问题时，它们可以通过咨询数据来快速诊断问题。大多数工人都很欢迎在不同岗位上轮换的举措，而不是多年总是做同样的事情。

这也减轻了他们的身体压力。以前，每天都有2500个钢架从装配线上下来，要求两个人合力把它们搬到合适的地方，不仅累得汗流浃背，而且总是处于紧张状态。而现在，带着钳子的机械臂就可以胜任所有工作。那些在经济衰退、离岸外包和技术变革中幸存下来的工人们，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斯汀森承认：“以前总是在期盼，我还要从事这份工作多久？这是一个你经常会问的问题——我能坚持多久，身体承受得住吗？从人体工程学的角度来说，今天与以前的差别是巨大的。现在，工人们可以在不精疲力尽的情况下工作更长时间，工作也变得更轻松。谁会抱怨呢？

自动化也提高了美国制造业的产能和生产效率。当然，提高制造业效率的最直接方式是减少工人数量。尽管如此，当那些建在海外的制造业回来时，也会带回些工作岗位，即使它们不是同一份工作的补充，也不是原来的数字。去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出现了几十年来的首次增长，更多的就业岗位回归，或新创造的就业岗位多于消失的工作，而自动化支持的“回流”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哈特菲尔德镇，即费城以北45分钟车程的地方，有一家面积达25万平方英尺的工厂，数十台巨大的自动化工业设备正耸立在水泥地上。它们属于Rodon Group，该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家族注塑成型公司之一。该公司成立于1956年，每年生产数以百万计的高端塑料部件：用于化妆品、瓶盖、图钉头、瓶盖的容器。

Rodon Group旗下有个名叫K’Nex的“建筑玩具”子公司，与乐高和Fischertechnik类似。K’Nex是由Rodon Group的创始人的儿子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创建的，由前Hasbro高管管理。和大多数美国玩具业一样，Hasbro已经把生产转移到了中国，而这位高管也决定对knex做同样的事情。然而外包业务尤其缺点，比如质量控制不那么可靠，而且在趋势驱动的玩具业务中，要灵活应对客户需求的变化也更难。但这样做可以大幅降低成本。平均而言，在中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成本还不到美国的一半。

K’Nex品牌现任首席执行官迈克尔·阿拉腾（Michael Araten）也是Rodon创始人的外孙。他告诉我，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该公司的业务一直相对稳定，但此后销量大幅下降。Rodon解雇了大约四十人，约占其员工总数的1/3。阿拉腾表示，当公司业务重新恢复后，重点很快就转向了如何重新招聘这些人。K’Nex的管理层认为，回流是可行的，但他们将不得不尽可能地自动化这一过程。

在最近的一次参观中，工厂的生产车间里充满了印刷的声音，压力高达400吨。几乎看不到人影。大多数的印刷机每天24小时工作，把塑料树脂装进一个料斗，加热到数百摄氏度，然后把液体喷到模具中，这些模具是巨大的不锈钢块，在相邻的工具店里进行精密加工，并制造出所需零件的形状。这些模具过去是由模具制造者手工制作的，他们被认为是工匠。现在，一系列可编程的机器人完成了大部分工作。自动化手臂将这些部件抬高冷却，然后将它们放在盒子里。完工的零部件都是明亮的橙色、紫色和红色，就像商店里的糖果。一旦箱子满了，人类工人就会把它们替换掉，并把所有的箱子都运给客户。

一名25岁的“自动化技师”被聘来帮助将机器人技术整合到工厂中，以提高自动化水平。威尔逊（Wilson）面色苍白，身体瘦削，戴着眼镜，留着深色的胡子。他说话的语调低沉，给人一种与屏幕互动相比更舒服的感觉。威尔逊是两个会计师的孩子，2014年在费城大学完成了机械工程学位，并在制造业领域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那里他可以直接与不同类型的自动化机器工作。罗登集团不得不这样做。在威尔逊工作的三年时间里，该公司已经引进了24台新的自动印刷机。曾经有一段时间，每个工厂工人需要专门操控一台印刷机工作，铲走塑料聚合物，拉着曲柄，按下按钮，把成品取出，装上卡车等。现在，威尔逊解释说，1名操作员就可以管理八到十台设备，这些设备都有数字系统监管。与Steelcase公司一样，机器人也减少了事故的发生。当我问这家工厂是否有自动化机器不能做的工作时，威尔逊想了一会儿说：“清理这些机器所在的地板以及机器维护。”

通过安装机器人并控制其开支和其他成本，该公司已经能够在美国生产90%的零部件和产品，阿拉腾喜欢将其描述为“爱国资本主义”。Rodon和K’Nex在市场营销中使用了他们的“美国制造”资历。奥巴马总统（President Obama）于2012年访问了哈特菲尔德工厂，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2016年也曾在此停留。阿拉腾说：“选择如何花钱真的非常重要。如果你从美国农民或制造商那里买东西，你就是在帮助一个美国家庭。”

阿拉腾坐在一家公司的会议室里，货架上摆放着塑料玩具，并装饰着20世纪50年代的古董生产订单。他说：“我一直在和首席执行官们交谈，他们说：‘我的工作不是为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操心。’我说：‘嗯，那这是谁的工作？’你必须在美国尽你所能才能让美国保持强大。”他接着说：“如果你认为拥有稳定的公民，有高收入的工作就能够养家糊口，那么你需要能做出一些权衡的意愿。我们对股东负有责任，对我们的员工、对我们的社区也是如此。我们做了一个决定——为了保住工作，我们愿意少赚一点儿利润。”

阿拉腾承认，相对于销售而言，哈特菲尔德工厂雇佣的人比过去少了。在过去5年间，Rodon的收入每年平均增长15%，而其员工数量的增长幅度较小。但他说，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将需要更高的技能，并获得更高的报酬。阿拉腾认为，政府可以通过调整税收政策和加强对教育投资，鼓励其他公司采取类似的行动，同时也为即将到来的技术变革做准备。尽管如此，就连阿拉腾也无法抵御高利润的诱惑。去年，他和家族的其他成员决定将K’Nex出售给Cathay Capital，中国和法国合资的私募股权公司。目前还不清楚，他的新合作伙伴是否会在长期内与他的“人高于利润”的理念保持一致。

阿拉腾称：“风向正在改变。如此多的不平等会造成国家的不稳定。也许二十年前，我们仍然有太多的穷人，但他们相信他们有机会。现在我认为，其中一些东西正被吸走。”

制造业工作岗位现在仅占美国劳动力的不到10%。随着工厂倒闭，被迫离职的员工开始在快餐店或大卖场寻找工作，而这些地方的工资和福利都大大降低了。而且，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正在消失。实体零售正迅速输给在线市场。麦当劳正预计于2018年底推出“数字订购亭”，取代五十五家餐厅的人类收银员。与此同时，像叫车服务公司Uber和谷歌等公司正在大力投资无人驾驶技术，并坚信这类汽车将重塑交通。2016年8月，Uber收购了总部位于旧金山的无人驾驶卡车初创公司Otto，该公司的技术旨在实现长途卡车运输自动化。在美国，有近200万名长途卡车司机，其中大多数是男性，而且没有大学学历。在这个价值7亿美元的卡车运输行业，为他们支付费用占了总成本的1/3。建筑行业的工作也受到自动化的威胁;一家位于纽约的公司推出了一种激光制导系统，每天可以码放800到1200块砖头，是普通建筑工人的两倍还多。

对于低技能工人而言，仓库工作似乎是一个亮点。即使Target或Sam’s Club需要的员工人数减少，产品的流动也需要一个仓库网络来储存和运输货物。亚马逊是全球最大的在线零售商，目前在其美国配送中心拥有九万多名员工，并计划再招聘数万名员工。工人们仍在仓库里从事“拣选”工作，用他们灵巧的手指和精明的头脑把肥皂、咖啡、牙膏和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产品从货架上拿出来，放到箱子里去完成网上购物的订单，这些订单在消费者的购买习惯中占了越来越大的比例。

但是，使仓库成为劳动力吸引力的因素，也使它们成为了自动化的诱人目标。2012年，亚马逊花了近8亿美元收购了一家名为Kiva的机器人公司，该公司生产的机器人可以在工厂的地板上进行移动，并将重达350公斤的货架移走。德意志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估计，通过在一个仓库中引入Kiva机器人，亚马逊每年可以节省2200万美元开支，而在全公司范围内节省的开支可能会达到数十亿美元。有了如此强大的激励动机，亚马逊正在寻求收购或开发能够取代人工拣选者的系统。今年6月，当该公司宣布收购全食超市连锁店的计划时，人们纷纷猜测，该公司打算将食品杂货配送中心和门店自动化。

然而，仅仅是将遗留仓库自动化也属于折中方案，而访问Symbotic则表明其态度。Symbotic是一家私人控股公司，总部设在波士顿郊外的一个工业园中，它向大型零售连锁店出售全自动仓储系统，而新仓库与旧仓库类似，就像特斯拉组装Model T那样。该公司占地18580平方米的测试中心是一个巨大的立方体，由绿色、黄色和白色的钢架、轨道和笼子组成，笼子从地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没有任何通道可以让电梯通过，也没有供人类产品拣选者使用的站台。在这个矩阵里，根本没有人类存在的空间。

机械手臂打开番茄酱、莎拉酱、厕纸和苏打水的托盘，把它们放在蓝色的传送带上，然后把它们放进储物箱里。在皮克斯的电影中，一队小小的绿色机器人像赛车一样，在专用轨道上快速移动，发出高亢的嗡嗡声。他们收集产品的箱子，把它们装在架子上，然后送往有需要的地方。接着算法会引导汽车机器人回去，并把想要的产品带出来。

Symbotic的的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加哈根（Chris Gahagan）在带我参观的时候称：“这绝对相当于重新发明了仓库。”他是一个肌肉发达的家伙，头发脏兮兮的，梳着马尾辫，看起来好像他可以换一份职业，带领游客们在伯利兹旅行。“现在，你可以建一个更小的仓库，或者搬运更多的存货跟单，或者在同一个仓库里为更多门店提供服务。这给了你很大的灵活性。”

加哈根是2015年由Symbotic的老板理查德·科恩（Richard B.Cohen）招募的，他也是食品杂货批发商C&S的亿万富翁老板。科恩想要一个能让他的食品杂货店更有效率的系统，然后他意识到自己可以把这个系统卖给其他零售商。Symbotic说，现在的订单数量已经超过了它的交付能力。加哈根指出，自动化系统的效率看起来非常明显。由于它可以在更小的空间内存储更多的产品，企业可以在离零售店更近的地方拥有更紧凑的仓库，从而减少运输成本。这些机器人不需要照明设施就可以操作，因此，加哈根估计，它比传统仓库所需能源减少35%，同时劳动力成本可降低80%。许多仓库经营者以工时为单位经营业务，以尽量减少加班工资等等。但自动化系统可以24小时运行。加哈根表示，一个典型的系统需要花费大约5000万美元安装，以及其他微不足道的投资。但他坚持认为，在四年半的时间里，它就可以赚回成本。

我们走过“安全为第一要务”的标志牌，它可能源自经常发生工伤事故的年代，比如在钢梯上爬上爬下。在我们周围，机器都在移动，优雅而不知疲倦地执行它们的任务。

他告诉我：“你开始考虑所有你能避免的成本。这是相当惊人的。所以，一旦一家公司这么做了，它就会变得更有竞争力。”这立即给竞争对手施加了压力，迫使他们效仿。加哈根继续说：“你不能只是坐在那里，继续维持很低的效率。你店里的各种商品都不太好，你支付员工的花费更高，运输费用高昂。如果一家新创业公司出现在零售行业，那么它将从这里开始。”他在空旷、寒冷的空间里做了个手势。

在Symbotic的仓库中，最重要的人类工作是“系统操作员”，他的工作类似于飞行员。在那里，他整天坐在一排显示屏后面，确保一切运转正常。目前，依然需要工人帮助装卸卡车。当卡车到来时，总会有4名机械师等候为它们提供服务（轮班）。总的来说，平均每个班次需要8到9个人，这只是传统仓库要求的一小部分。

加哈根透露，仓库里的大多数工作都是不受欢迎的，而且很难招到人。一名普通工人每天可能会举起数千公斤的货物，需要行走的距离相当于参加一场马拉松，而且每周有五六天都是如此。冬天可能会很冷，夏天则会很闷热。但加哈根称：“他们的营业额是巨大的。”?而有了机器人后，高技能的人类工人只需要坐在控制台后面，输入命令，每小时的报酬几乎是体力劳动者的两倍。

加哈根不愿谈论Symbotic的客户，他们不希望让人们注意到他们对几乎没有人类的仓库系统兴趣更浓厚。他说：“考虑到我们的政治形势，这个问题有些敏感。这只是我们所生活时代的现实。”但《华尔街日报》报道称，Target正在尝试建立Symbotic仓库，沃尔玛已经安装了数个仓库。加哈根允许他所谓的“红色”可乐巨头——可口可乐使用了两个Symbotic分发中心。现在，可口可乐的主要竞争对手、“蓝色巨头”——百事可乐也想要尝试这个系统。

加哈根表示：“如果有人能以自动化的方式建立起仓库，并以更低的价格出售，其他人必然会效仿。消费者对于价格非常敏感，所以供应链的成本很重要。沃尔玛的供应链非常高效，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够提供最低价格的原因，所以每个人都必须竞争。现在你正看到自动化过程。”

他观察到，技术创新已经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持续了上百年。拖拉机取代了手工犁，但我们现在能够生产更多的食物。ATM机取代了出纳员，但银行仍然雇佣了成千上万的人。加哈根说：“想象一下，当你需要有人为你把电线接到插座上时，给他打个电话。在总机上——这些都是不错的工作。每一次科技进步，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但生活水平却提高了。我宁愿呆在一个没有电脑、手机或电梯的世界。”

我们走到一个平台上，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移动机器人排成一列的轨道，它们正等待着被召唤去执行任务。偶尔，其中的某个机器人会像小火箭一样，旋转发动机，然后突然启动。加哈根怀着敬畏的目光俯视着他的机器人军队。他说：“你能领取15美元还是20美元的时薪，取决于谁将下一个入主白宫。我投票支持30美元时薪的最低工资，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好的营销手段。”

如果完全自动化的仓库与它的前身是一个结构上完全不同的实体，那么完全自动化的工厂又如何呢？加哈根曾指出，其他国家对工业机器人的欢迎程度超过了美国。在最近的一次中国之行中，我看到了这种趋势。在一个闷热的下午，我登上了上海市区的一辆公交车，沿着黄浦江向南行驶，远离城市的面馆和闪闪发光的豪华时尚购物中心。大约半小时后，我来到一座宽敞、低矮的建筑里，那里有数百辆自行车停放在一处有棚的房子里。在里面，我受到了黄刚(Gerry Wong)的欢迎，他是剑桥工业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该集团为华为、诺基亚和阿尔卡特朗讯等公司生产电信设备，每月产出超过三百万件商品。黄刚在北京长大，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电气工程，并在贝尔实验室工作了15年。他在2005年创办了名为CIG的公司，并表示该公司每个月生产两到三百万件产品。黄刚很有气质，有一头浓密的黑发，戴着一副厚重的70年代风格眼镜，还带着调皮的笑容。

黄刚后面的墙上有数十个屏幕，描绘了各种生产指标和生产车间的实时视频，工人以及越来越多的机器人正在制造电路板。但是很快，他就表现出了中国许多商界人士对自动化这个话题的热情。他解释说，到目前，该公司正试图用机器人取代尽可能多的人类工人。大约三年前，该公司在工厂有3500名员工。两年前，这个数字减少至2500人。今天仅剩1800人。而他自豪地说，在同一时期，公司的产量翻了一番。

黄刚解释称：“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每隔几年就会增加一倍。而通过自动化，我们实际上是在通过提高效率来克服困难，即自动化。”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精益生产“必须包括工业自动化，他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得过快。

过去20年间，中国经济实力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其作为全球制造业引擎的地位。然而随着中国工人的工资每年都在大幅增长，那里对制造业的吸引力日益降低。中国正投入巨量资源，使中国制造业加速自动化。

为了进入清洁生产区，我们穿上了长袍、发网和布鞋套，黄刚详细阐述了中国对快速自动化的需要。他说，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劳动力短缺。而且，随着人口越来越富裕，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愿意从事制造业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少。

黄刚表示：“我们正在推动所有行业走向自动化。而且这些‘员工’似乎更为听话。与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工人相比，中国工人可能不太关心自动化，也不会去摧毁机器。无论如何，那都是过去的日子了。

CIG市场营销高级副总裁Rose Hu称：“不管怎样，他们还是会离开的。每到中国新年，几乎80%的人都不会再回来了。你必须要招募新的工人。”

我们经过一个加压的气闸，把我们身上所有的灰尘都吹走了，最终进入了工厂的无尘部分。一排排整齐有序的白色机器，工人们戴着看起来像厨师帽的设备，在装配线上移动电路板。在窗户后面的机械手臂做了大部分的工作，而人类需要完成更精细的任务，比如把小部件插到合适的位置。时不时会有一个可爱的小机器人从过道上走过，演奏莫扎特的音乐，提醒人们它正在靠近。直到最近，大多数工业机器人都是用钢架隔开的，以保护工人不受伤害。现在，它们已经可以在不伤害人类的情况下，与人类协同工作。两名工人在一个工作站上盘旋，把连接器塞进电路板上的孔中，然后再把它们送入玻璃房，机械臂将这些零件组装在一起。

Rose Hu称：“以前有13人在从事这样的工作，现在只需要一两个人了。以前，我们用人来焊接。我们过去需要63个人才能完成一件产品，而去年我们只需要16人。”

电路板在自动传送带上继续传输。其他机器人把贴纸贴在盒子上，然后一群人将电路板装进盒子里，还有包装材料。Rose?Hu承认：“由于某种原因，封闭盒子的工作很难实现自动化。”

每次我问那些被解雇的工人们都发生了什么，黄刚等人都对此拒而不答，并对我的预见方向感到好笑。Rose Hu坚称，工厂工人会在经济中找到新的工作，比如服务业。她解释称：“我们已经经历了几次工业革命，但我们依然有一份工作！我想那些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的人，他们不明白这一点。世界在变化，你必须不断提高自己才能跟上这种改变的步伐。”

后来，黄刚带我回到一个布满显示器的房间里，并用幻灯片为我展示了工业革命的历史。第一阶段是在1800年左右开始的，当时蒸汽机主要是在英国、法国以及德国制造和使用。第二阶段发生在1900年，以电力的出现为标志，并以美国、英国以及德国为中心。第三阶段就是信息技术革命，始于2000年，主要集中在美国、德国、日本以及韩国。在黄刚看来，中国打算走在第四阶段的前沿，这个阶段的核心以整合机器人技术和AI为中心。最后，他放了一张幻灯片，上面写着“未来：‘黑暗工厂’。”

他笑着解释说：“你不再需要工人，可以把灯关掉！只有当一名美国记者进来时，我们才会开灯。”

布朗大学的机器人专家斯特芬尼·泰勒斯（Stefanie?Tellex）在罗切斯特郊区的一个保守天主教家庭中长大，她说：“每户家庭都有房子和院子，没有犯罪。”她的父亲是一名会计，母亲在罗切斯特市中心教学。泰勒斯从小就对电脑感兴趣。在她上小学时，父亲送给她一部旧版DOS 486。她的姑姑是程序员，为她提供了一些简单的编程练习。泰勒斯被麻省理工学院录取，并计划攻读文科学位，但她的母亲告诉她，文科学院的毕业生不容易赚到钱。2010年，泰勒斯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她说，上世纪60年代的动画连续剧《摩登家族》激发了她对机器人的兴趣。

泰勒斯表示：“当我想到AI时，我想到的就是机器人。“有这样一个场景：妈妈和机器人一起喝冰沙，他们就像家人那样亲密，但在节目中它是一个仆人。她可以做你能做的一切。”

Winnie在泰勒斯的实验室完成摘花任务之后，我们在她的办公室里坐了下来。她告诉我，在2016年总统大选之前的几个月里，她从未考虑过自己所在领域的政治影响。她的父母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她发现自己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比如社会弊病的根源以及最好的解决办法等。她对特朗普集会引发的反移民情绪感到震惊，尤其是她成年后的生活几乎被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所包围。经济不平等是选举的一个推动主题，泰勒斯开始意识到自动化是一个促成因素。经济正在创造财富，但几乎所有的财富似乎都流向了富人。美国的官方失业率已降至4.2%，为十年来的最低水平，经济也在扩张，但大多数工人的工资几乎没有变化。

2015年，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Deaton）发现了一种令人惊讶的数据模式，可以反映出这些经济断层线。他们发现，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只有高中文凭的中年非拉美裔美国白人的死亡率一直在上升。他们将这一趋势归因于与长期失去经济机会有关的“绝望死亡”，特别是蓝领工作，以及可能与阿片类药物滥用等相关因素有关。迪顿将全球化、移民以及技术变革列为中等收入工人减少以及相关不平等加剧的可能因素，但他指出，在发达国家，工资停滞不前和死亡率相对上升是美国所独有的。他说：“政治上的解释似乎是最合理的。”如果这些趋势继续下去，他会担心什么？迪顿尴尬地笑着说：“我不认为目前政治是稳定的。?特朗普的事情可能只是个开始。”

泰勒斯始终在研究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她和朋友们收集了大量学术研究和新闻文章。她被“普遍基本收入”的观念所吸引，在这一理念中，公民将从政府那里得到足够的钱来维持生活。泰勒斯知道，最终，蓝领工人并不是唯一需要这种经济援助的人群。自动化带来的破坏预计不会局限于低技能的工作，白领行业也会受到严重侵蚀。专家预测，会计师、医生、律师、建筑师、教师以及记者等专业人士，将来都不得不与越来越强大的计算机竞争。

泰勒斯认为，有些方法可以缓解不平等加剧的影响，同时也不会诋毁移民或指责科技。她说：“在我的朋友中，我是少数几个经常与特朗普选民交谈的人之一。每个人都有足够的钱，我一直告诉他们——确实有。但钱不在你的口袋里，而是在1%富人的口袋里。如果我们有正确的累进税制，这就不是问题了。作为一名机器人专家，我觉得有责任向人们传达这一信息。”

20年来，Steelcase的企业发展中心被安置在一座非常有未来范儿的金字塔型建筑中，造价超过一亿美元。它成了大急流城的地标建筑，商务旅行归来的员工们在航班降落在杰拉尔德·福特机场时，都会自豪地记录下它。然而2009年爆发金融危机期间，Steelcase公司搬出了这栋楼。直到2016年，一家名为Switch的公司搬了进来。Switch是一个第三方数据中心，并计划在那里为迪士尼和eBay等公司提供巨型服务器。

Steelcase公司的斯汀森告诉我，当看到这栋建筑时，他经常变得情绪化，不自禁地想起其所代表的东西。他说：“当灯还亮着的时候，晚上特别凉爽。我变得多愁善感起来。它是我们城市的纪念碑。有人说他们要把它拆了。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在工厂车间工作了几十年之后，他看到了足够多的工人下岗，也了解损失情况。斯汀森的同事比尔·桑迪（Bill Sandee），试图以正确的方式来看待这些损失。他说：“看到失业的同事离开让人很难过。他们中有些人工作被淘汰了，为此他们没有足够的工作。公司必须做点什么来维持生存。但当你失去工作时，你很难不把它放在心上。你得回家告诉你的妻子和孩子：‘我失去了工作。’我记得有一位工程师曾说过：‘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比尔，我刚刚被解雇了。’这感觉不太好。”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会关心他们。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事情是我们无法控制的。”

这也感觉不太好。斯汀森描述了总统选举前几个月前发生的事情，当时一位朋友问他支持哪位候选人，他说：“我不会投票给另一个布什，我也不会投票给另一个克林顿。”在大选前夜，他和妻子在大急流城参加了特朗普召集的集会，这是希拉里·克林顿期望能轻松获胜的州的中心地带。超过四千人在市中心的会议中心外排队，等候听特朗普的演讲。斯汀森说，他决定当晚投票支持共和党候选人。他说：“我投票的方式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我们不再失去工作。我希望他能兑现在竞选时许下的承诺，并且不要违背所有承诺。”

他已经习惯了政客们总是让他失望的现象，但机器人还没有。斯汀森曾经花时间提醒工人他们应该做些什么，或者试图弄清楚有缺陷的零件是如何潜入这个系统的。过去他常常亲身示范，准确地演示应该如何固定螺丝，或者方法是否正确。而现在，这些都已经不再有必要。自动化机器驱动着一切。他说：“它们不需要重复训练，以确保你的肌肉记忆是正确的。“但它们有点儿僵化，我要做的就是检查一切。”

当工作车间满是工人的时候，他们经常发生争吵，斯汀森说他一直在处理他们个人生活的戏剧性事件，比如疾病、争执和意外事故等。现在，也无需如此。工作人员越来越少，因此压力也更小。他的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已经30岁，在Steelcase工厂的另一个部门工作。他从大学辍学，祖父65岁去世时受到很大打击，斯汀森鼓励儿子重返学校，要么就去制造塑料。不过，他说：“儿子在这里很开心。”

斯汀森本人也是如此。他解释说，他所在生产线的生产率一路飙升，从一年前的每天150个桌腿到平均每天达到800个，而且还在增长，这让他感觉很好。当我问到Steelcase公司雇佣了多少新工人来满足生产增加时，他说工人们主要是在生产线之间转移，以取代已经退休的工人。不过，该公司还打算再安装两台自动化工作站，以“适应这一趋势和未来的增长”。

他凝视着运转正常的工厂车间，一排排的机器在他们的人类助手面前跳来跳去，就像表演舞蹈。即使经济保持强劲，需求依然保持高位，预计工人数量也会逐年下降。斯汀森在向我介绍公司远景时称：“这里有你所能想到的所有技术。“直到下周，当我们找到其他可以改变的东西时，才能让它变得更好。”自动化带来了更高的效率，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提高效率的逻辑甚至会超过他，而他也不会再去见证这一过程了。有一天，工厂可能会变黑。与此同时，他也享受着自动化带来的好处，即工作量减少。

他说：“有时候我觉得除了这个，我还能做点别的什么，你知道吗？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它比以前好多了。现在我不再感到不知所措了。”